党的卓越哲学家艾思奇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党的卓越哲学家艾思奇
卢国英 叶佐英
艾思奇同志是广大群众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为马列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艾思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但他仍然活在我们的心里，他的业绩将永远为人民所称颂。
忠心耿耿 一生革命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生于云南省腾冲县。诞生的那一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他的父亲李曰垓，曾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由黄兴介绍，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后回云南，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胜利，他们全家从故乡迁至昆明。艾思奇上小学时，蔡锷发难讨伐袁世凯，他父亲是护国军的秘书长。蔡锷曾收他为义子，艾思奇从小就受着民主革命的熏陶。
艾思奇从中学时代起，便和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相联了。1925年，他入云南省立一中。在共产党员李国柱的领导下，他参加了许多革命活动，并读到了《新青年》、《向导》等革命刊物，初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他曾在学校的一次集会上，发表了
“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演说，给师生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27年，艾思奇在日本准备考学期间，参加了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刻苦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1928年至1929年在家养病的两年间，他阅读了从日本带回的大量外文版的马列主义著作。193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日本福冈高等工业学校采矿专业。但他却深深爱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认为自己是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他认识到了父亲的“工业救国”的主张是行不通的，在一封给父亲的信上说：“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桎梏下，单讲建设工业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九·一八”事变后，激于爱国义愤，艾思奇毅然弃学回国。
1932年艾思奇到上海泉漳中学任教，并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1933年，23岁的艾思奇，在党创办的《正路》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哲学论文《抽象作用与辩证法》，引起“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党的领导人杜国庠、许涤新等同志的重视，发现他的理论基础好，是个人才，很快就吸收他加入“社联”。从此，艾思奇便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走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
1934年，党派艾思奇到“申报流通图书馆”，和进步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及共产党员柳湜、夏征农同志一起工作。后来他们又一起创办了《读书生活》杂志。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他写了许多文章，出版了《大众哲学》等著作。1935年，经周扬、周立波同志介绍，艾思奇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抗战开始，艾思奇和周扬、何干之、李初梨等同志一起，离开上海到延安，受到党和群众的欢迎。艾思奇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任教，并参加延安新哲学会、边区文委、文抗的组织领导工作，还是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先后担任过中央文委秘书长、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解放日报》副刊部长、副总编辑等职。
全国解放后，从党创办马列学院（后来改为中央高级党校、中央党校）起，一直到1966年3月22日逝世，都在那里工作，担任过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等职。此外，还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并且是党的“七大”、“八大”代表和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艾思奇是在党的培育下，在革命队伍里逐渐成长起来的。他一生虽因革命的需要，做过文化、编辑出版等工作，但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哲学专业。他用自己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来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服务。
解放初期，广大群众、大批知识分子和新干部，迫切需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党中央号召学习社会发展史，艾思奇讲了大量的课，写成《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一书。五十年代中，党指示开展唯物主义学习，他写成《辩证唯物主义纲要》一书。党号召开展批判唯心主义时，他又写成了《胡适实用主义批判》和《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两书。六十年代初，中央通知认真开展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他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体会，作了几十次辅导报告，并写了《关于毛泽东同志四篇哲学著作辅导提纲》等等。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艾思奇深深懂得，党领导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不能没有哲学这个“解放的头脑”，他总把自己从事的哲学工作，看成是整个革命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紧紧服务于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需要。
孜孜不倦 自学成才
艾思奇青年时代并没有进过大学的哲学系，但是他有一个较优越的条件，他的父兄学过中国古代哲学和西洋哲学，对他灌输过一些哲学知识，这对培养少年艾思奇对哲学的兴趣，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后来参加了革命活动，革命的需要，成了他刻苦钻研哲学的主要动力。
艾思奇从小就养成读书的习惯。人们常见他不管到哪里，总带着书。他见缝插针，一有空就读书，一读起来就常常着迷。不管人喊马嘶、嘻笑喧闹，也不管鸟语花香、景色迷人，他只要钻入书本，便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真是勤学苦读，手不释卷。
在日本读预科时，要学日文，要补习功课，十分紧张，他却买了一本日文版的《反杜林论》，一边学日文，一边学哲学。别人觉得奇怪，在备考期间哪还有工夫学哲学？他却认为这是提高学习日语效率的好办法。以后他又买了德文版原著《反杜林论》，同时学习德文。他学习的方法就是这样“一箭双雕”，甚至“一箭三雕”，日文、德文、哲学同时长进。他有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有的书作一般浏览，有的书则要反复研读，“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象黑格尔那本晦涩难懂的《逻辑学》，他不知读了多少遍，最后书都翻烂了。有的书他还写眉批、记笔记。艾思奇读书又多又快，不仅熟读许多中外哲学名著，而且读了许多文艺作品、自然科学和政治读物。在青年时代，他的学问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思考，年轻的艾思奇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个飞跃，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当时他曾对一位朋友说：“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对宇宙人生的科学真理，但古代哲学都说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豁然开朗，对整个宇宙世界的发生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合理的解释。”从此，他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事业，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
解放后，艾思奇已近40岁了，为便于研究列宁、斯大林的原著，他开始自学俄文。他能够比较熟练地掌据日、德、英、俄四门外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思想、中外哲学史、自然辩证法、逻辑学等，都有独到的研究，并且具有文学、历史、自然科学等广博的知识。但是他仍感自己知识的不足，继续勤奋学习。逝世的前一年，他还通读了《资治通鉴》。病重住院治疗时，床头也摆满书刊，他不顾医生劝阻，顽强学习，最后还在读马列的著作。列宁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艾思奇一生都在实践列宁的这句名言。
终生勤奋 硕果累累
韩愈有句格言：“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艾思奇把它写成条幅，挂在墙上以自励。
他在日常生活中，因为致力于学问，常常精神高度集中，也就不免闹些笑话。还在上海教书时，在课堂上掏手绢，掏出的竟是一双袜子，而脚却光着，惹得同学们都笑了。在延安清凉山的窑洞里，他写文章入了神，在旁边啼哭的婴儿被邻居抱走，他竟未觉察。在通县参加四清时，一天他在构思文章，外面锣鼓喧天，他居然没有听见。“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这种专心致志的本领，对他的治学帮助极大。
艾思奇对原中央高级党校一些年轻同志，曾反复讲过做学问的两条经验：一是在脑子里经常装一两个问题，有空就想想，读书、看报、听广播、交谈、参观时，遇到有关材料就及时记下来，日积月累，就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问题往往就解决了。二是要多练笔。他说：“写作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只有在写作的过程中，才能创造出自己的经验。硬肩膀是压出来的，笔头是练出来的。文章写多了，就会熟练，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到达得心应手、文思泉涌的境界。”这两条经验，归结起来，不外一个“勤”字，就是要勤学、勤思、勤写。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是他之所以学问渊博、硕果累累的秘诀。
大家知道，脍炙人口的《大众哲学》，是艾思奇23岁在编辑《读书生活》杂志之余，花了一年时间写成的。这本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别开生面的形式，引人入胜的事例，密切联系当时的形势，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一下子赢得了广大读者。艾思奇还写过许多通俗化大众化的哲学文章。为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艾思奇花费了很多心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大众哲学》出版前后，是艾思奇撰写文章较多的时期，出版的文集和专著有《新哲学论集》、《知识的应用》、《思想方法论》、《如何研究哲学》、《哲学与生活》、《实践与理论》以及和郑易里合译的《新哲学大纲》等。其中《哲学与生活》一书，毛泽东同志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1937年在给艾思奇的信中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并对该书作了长达19页的摘录。
在延安时期，除了工作、讲课之外，艾思奇还写了许多文章，发表在《解放》周刊、《中国文化》、《解放日报》等报刊上。解放后，林默涵同志帮助搜集整理，以《“有的放矢”及其他》为书名出版的，就是当时写的一部分文章的结集。此外，还出版了《论中国的特殊性及其他》、《反对主观主义》等。在北京工作期间，出版的专著有十几本，还有大量的文章和讲稿，此外，还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和海涅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在高级党校，他担任过各种班次的哲学课程。同时他还不断应邀到外单位、外地去讲学。他讲过哲学原理、中外哲学史、形式逻辑、辩证逻辑、自然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等等。他的学生遍布全国。
淳朴敦厚 品德高尚
艾思奇为人谦逊，对自己的下级，总是平等相待，不摆架子。同志们喜欢找他讨论理论问题，他也愿意和同志们共同磋商。他病重住医院期间，还有一位鞍钢来的工人，和他多次交谈了关于真理问题。艾思奇真诚地欢迎对他的文章、讲课以及其他方面提出批评，经过分析，凡自己错了的，就公开改正。
艾思奇对党的事业忠诚、热忱，对党的成就，总是由衷地喜悦。对于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倾向，只要认识到了，总是实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意见。1958年下放河南，他看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热情很高，同时又看到了浮夸风、共产风已经开始。便给省委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根据实际情况看，过高的生产指标并不能真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1958年11月又写了《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一文，从理论上论述了这个问题，发表在次年《红旗》杂志第四期上。文章指出，人民群众的力量既是无穷无尽的，无限的，又是有穷有尽，有限的。“仅仅一般地相信人民力量的无穷无尽，而看不见在一定的具体工作中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的方面，或者把这些有穷有尽误认为无穷无尽。这种片面观点也会造成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在规定任务时，主观地提出超过现实可能性的过高的指标。”等等。1959年夏天，下放河南回来，在一次经验交流会上，他一方面赞扬群众、干部的热情和干劲，同时又严肃地指出：“下面刮‘五风’问题很严重，如果不认真纠正，农民就要打扁担。”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在工作中贯彻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
艾思奇从不把自己说成一贯正确，他勇于解剖自己，严于律己，他把周恩来同志讲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作为座右铭，鞭策自己。他认为下乡下厂，调查研究，是联系实际改造自己思想的好机会。1950年他到安徽宿县参加土改运动；1958年他到河南登封下放锻炼；1964、1965年两次到京郊参加“四清”运动。他到基层不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而是踏踏实实地蹲下去，边劳动、边工作、边学习。因此，他每次下去，在思想上总是获得一次丰收。
艾思奇为人诚实、宽厚、善良、正直。他对同志，胸怀坦荡，赤诚相见，肝胆照人。在上海时，他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给同志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延安任中央文委秘书长时，许多作家、艺术家有困难去找他，他总是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具体问题。在延安审干运动中，他为了顶住康生造成的逼供信，被撤销了机关学委的领导职务，后来他自己也受到审查。一些人由于不了解情况，而对他有这样那样的怀疑，但几乎所有的人都说他是“老实人”。1958年哲学教研室一位副主任被无辜打成右派，他一直认为是冤案，几度为他的平反奔走。艾思奇从不在背后议人长短，更不会有意去算计别人。熟悉他的同志都说：“跟他一起工作，是完全可以放心的。”艾思奇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的品德，使他获得了许多同志和朋友。
但是，“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阴谋家康生、陈伯达，却不断排挤打击他，经常阴阳怪气地诽谤他，什么“艾思奇少年得志”，“靠一本书吃饭”，是“机械论者”、“唯心论者”、“政治上不行”、是“书痴”、“教条主义者”等等。1953年，陈伯达主持马列学院工作时，组织批判《大众哲学》，下令禁止出版。1958年，康生主管党校工作，他老婆曹轶欧直接插手哲学教研室反右派运动，发动贴他的大字报，并组织大小会议围攻艾思奇。后又借机要他带病下放，进行“惩罚”。可是，艾思奇却把下放看成是锻炼的好机会。
世界上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金要足赤，人要完人”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态度。艾思奇在工作中、在理论上也难免有缺点错误。有的错误，主要是他自己的责任。1952年他写的《认清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一文，就有片面性的错误，但他勇于承担责任，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有的错误则和我们党的“左”的指导思想有关。例如，1962年以后，有过分强调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情形。
但是，“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艾思奇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努力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不愧为党的卓越的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