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想着八亿农民——中南海纪事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时刻想着八亿农民
——中南海纪事
书记处第八十八次例会
1981年3月2日，一个春阳煦煦的好晴天。
中午，北京电报大楼的钟楼敲过12响，在中南海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室里，一场热烈的讨论还在进行。
这是书记处的第八十八次例会，讨论的议题是发展农村多种经营问题。这是关系到我国农业经济结构、农业生产布局，以至整个农村经济繁荣的一项战略问题。
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直致力于解决农村问题。邓小平、陈云同志多次提出，要从我国有十亿人口，八亿人在农村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来解决经济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整个国家的政治面貌和政治形势，主要是看八亿农民的情况好不好。农村的情况搞好了，就是我们国家政治形势稳定的一个主要表现。陈云同志说，农村是一个大头，“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了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天下就大定了”。首先求得广大农村经济、政治的稳定，求得农业生产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两年多来，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是为着贯彻这一战略思想。国家提高了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使农民在1979、1980两年内增加收入258亿元，同时着重解决两大问题：一个是，农业集体化之后，农业生产采取什么根本性的管理方法，才能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另一个是，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调整农业结构，合理安排种植，使之符合各地的实际情况，破除主观主义和瞎指挥。1980年9月27日党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座谈会纪要，是为了解决前一个问题。今天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就是为了解决后一个问题。
在这次例会上，一个多月以前从过去的老灾区，如今已经翻了身的河南兰考、山东东明等县农村考察归来的赵紫阳同志发言说：发展我国的农业，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地合理地利用我们的农业资源，这是个总题目。过去农业种植不因地制宜，是很大的浪费。象鲁西北的一些盐碱地，适合种棉花；东北的一些轻碱地，适合种甜菜、向日葵。还有其他一些不适宜种粮食的，要继续调整。兰考县的群众说，兰考的沙地种落花生多好呀！种花生，一亩能收300斤。前些年，不种花生种水稻，产量低，就得吃返销粮，既苦了社员，又增加了国家的负担。
胡耀邦同志接着说：粮食生产要抓紧，不要放松；同时，必须狠抓多种经营。中国的平原可耕面积少，但山地、丘陵、水面多，植物种类大约有三万种，要充分利用这个优势。
几个月前，胡耀邦同志曾经到南方一些省份考察多种经营。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没有多种经营，就会跟着出现“八个没有”：没有钱；没有肥料；没有良好的生产工具；没有健壮的体力；没有更多的轻工业原料；没有家庭副业；没有更多的商品；没有交通运输的发展。他举出淡水养鱼一事为例，说：我国淡水面积总共大约有三亿亩，可以利用的有7，500万亩，水库有4，000万亩。要重视可用的淡水水面；把水塘包给生产队或个人养鱼，种菱角，种莲藕。三、五年内，应该争取淡水鱼产量达到四、五百万吨！
今天的讨论，是在听取了国家农委党组的汇报之后进行的。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农村欣欣向荣。党的农村的经济政策打破了“左”的指导思想对农业生产和广大农民的禁锢，八亿农民的积极性象春潮一般高涨起来。这一切，已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现实。
从去冬今春以来，各地农村一个个喜讯，报送到中南海：
全国十个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山东聊城地区，去年粮棉双丰收，一年甩掉了二十多年的落后帽子。1978年社员每人平均收入46元，1979年为54元8角，1980年达126元，比上年增加将近1．3倍；
素以出“讨饭花子”出名的专区——安徽滁县地区，1978年遭受百年未遇的大旱，1980年又是特大水灾，但全区却县县增产，1980年第一次实现平均每人生产千斤粮，棉花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丰收年；
西南边陲的穷省——贵州，去年粮食大丰收，油菜籽入仓创历史最高水平，农民收入创历史最高纪录。那里的农民唱起了喜洋洋的山歌：“谷子堆满楼，吃饭不再愁，客人到我家，有酒又有肉。”
全国的统计——1980年尽管遭受了几十年来少有的南涝，北旱，低温，全国三分之一的农田受灾，但这一年粮食产量仅低于历史最高水平的1979年，棉花产量是三十年来最高的；猪肉库存是三十年来最多的；农村盖房总面积是三十年来最大的……。
书记处今天的会议正是为了发展这大好的形势。会议的讨论生动活泼，参加会议的其他几位书记——万里、方毅、宋任穷、余秋里，列席会议的同志们，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意见：
——发展多种经营，是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调整农业结构的步子要稳，但看准了方向，就要坚持走下去；
——过去，农业上的主要问题，一个是“左”的思想影响，一个是主观主义、瞎指挥；
——应该适当扩大自留地，这至少有五条好处：一可以容纳辅助劳动力，二能生产多种农副产品，满足人民需要，三能培养出一批能工巧匠，为专业化生产创造条件，四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五可以减轻灾荒的影响。
——广大农村要从提倡多用有机肥料，节约排灌动力这两个方面，大力节约能源……
支持群众的创造
为了寻求既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又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管理农业的方法，各地农村社队干部和农民群众创造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党中央支持农村干部和群众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因地制宜，解放思想，大胆试验，发表不同的意见。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是在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形式的问题上，有些部门和地区一开始就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当时农村的情况是，一方面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遍地开花；另一方面，少数干部在群众的创举面前，忧心忡忡，甚至“顶牛”、“纠偏”。邓小平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在一次会议上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象贵州、云南、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的特点”，“使每家每户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给组，有的可以包给人。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后，有的地方一年收入可以增加一倍。我看了许多这样可喜的材料。”
为了进一步了解干部、群众在农业生产责任制方面的创造和意见，1980年春夏之交，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分别到了云南、青海、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和北京郊区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党中央和国务院还委托国家农委组织一百多位农村工作者和经济界、理论界人士，分赴十个省、自治区的农村，进行了两个月的典型调查。
接着，1980年9月中旬，书记处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请到中南海来，专门座谈研究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为了节约开支，各地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书记们，没有被安排住宾馆饭店，而是住在中南海的一些平房里；座谈会的会议室，就在中南海的院里。
许多参加过这次会议的同志说，中央这次处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十分严肃认真，充分发扬了民主，真正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会上，大家畅所欲言，遇有不同意见争论时，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有利于中央决定方针政策。
甘肃的同志说，中央允许各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群众欢迎的责任制形式，这使我们敢于放手工作。现在甘肃实行各种形式责任制的队占95％以上，其中包产到户的占39％。这是甘肃特别穷、生产力水平低这个客观实际的反映。包产到户保留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和部分的统一分配，因而是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责任制形式。群众反映说：“政策好，天帮忙，包产到户多打粮。”
贵州的同志说，生产队自主权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我们大有希望！贵州生产力很不发达，有些地方还是刀耕火种。过去一个时期，却去“纠正”群众“包产”，群众有意见。三中全会以后，对于实行生产责任制，我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1980年3月，我们开始转变了。我们的办法是：权衡利弊，算帐对比，充分讨论，群众选定。这样一搞，群众都高兴了。
河南的同志说，河南有些地方，长期“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实行包产到户、包产到劳的责任制后，效果非常显著，解决了社员群众吃饭、穿衣问题，同时减轻了国家负担。这种责任制，把社员个人的劳动报酬同最终产量联系起来，避免了干活“大呼隆”的平均主义，有利于发展集体经济，也增加了个人的收入。
吉林的同志说，从吉林的情况看，实行生产责任制，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巩固。吉林农村机械化已经有相当基础，因此，我们省大多数地区不实行包产到户；已经实行了的，也不去纠。
云南的同志说，云南最困难的，是大约一千万人口的地区。1979年云南灾情重，但因为实行了包产到户，1980年农村情况很好，集市上的粮价稳中有跌。
上海的同志说，从上海郊区看，不存在实行“包产到户”的问题。上海郊区农业面临的任务是，如何继续向前发展，更好地为城市服务。
中央领导同志们在座谈会上认真听取各种意见，认为这些意见反映了各地工作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应该承认这种不平衡。各地应该按照当地的具体情况办事，不能只用一个办法、一种经验指导工作。
1980年9月27日，党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这就是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中共中央1980年第75号文件。这是三中全会制定的两个农业文件的发展，它肯定了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民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肯定了两年来各地干部、群众创建的生产责任制的多种形式：一种是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一种是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一种是包工包产，联产计酬。文件对于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形式从政策上作了明确规定，指出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
“按农民的要求办”
第75号文件发出后，中央又向全党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央指出，我国各地农村情况千差万别，任何先进技术经验或经营管理经验，都必须同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切不可用一阵风的运动方式，一哄而起，更不得乱扣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压制等手段。在推广先进经验的时候，必须分析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适合于哪些条件，哪些是带普遍性的东西，哪些是不带普遍性的做法，绝对不能生搬硬套，强迫命令，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某一个典型的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在中央精神鼓舞下，全国各地农村形势迅速发展。为了进一步了解贯彻执行第75号文件的情况和经验，中央领导同志再一次去各地农村调查。今年元旦那天，赵紫阳同志上午出席中央书记处邀请首都各界人士举行的茶话会，并在会上介绍了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情况；下午，他就乘飞机去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工地，随后又去湖北、河南、山东一些农村进行考察。他一路看，一路听，听到的都是好消息：农村情况比城市好，原来困难落后的地区尤其好。一位农民拍拍他的肩膀说：要是在过去，你来了，就是向你要救济粮；现在，我们要化肥，要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这“三大件”。一些地方的同志告诉他，现在农民手里有钱，
“三大件”到处脱销。一些老灾区的群众对他说，只要现在的办法不变，三几年后农村还要大变，日子会更好。他对大家说，“我们要按农民的要求办。”
这次考察后回到北京，赵紫阳同志总结沿途所见所闻，提出全国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可以采用不同的责任制形式；
——好的地区，集体经济比较巩固，生产在逐年发展，农民生活在逐步提高，这样的地区主要应该实行专业承包、联系产量计酬的责任制，实行包产到组的，作业组可以自愿结合；
——中间状态的地区，应该引导到在“统一经营，联产到劳”，即“六统一”的条件下，实行包产到劳，联产计酬的办法；
——困难落后的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有的地方在实行包产到户一年后，生产发展了，收入增加了，又出现了新的联合的趋势，如联合买大农具、大牲畜、小型拖拉机等。对“四属”、“五保”户的照顾，有的地方也创造出了一些新的办法。
农民要求多样的生产管理形式，也要求多样的生产门路。在解决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同时，党中央就已着手研究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农村多种经营了。中央书记处第八十八次例会专门讨论后，党中央和国务院于3月30日向全国联合发出了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通知。这个通知不过三千字左右，但是，它包含着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同志多少奔波调查的艰辛啊！
书记处成立后一年多时间，胡耀邦同志已经到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村调查过。他口袋里装着一个小本子，调查访问时，随手记下各地多种经营的项目。他建议每个县、每个公社、每个大队，把自己那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沟、每一片水面都查看一遍，摸清有多少生产门路。有一次，他去北京郊区四季青人民公社调查生产门路，对公社的干部风趣地谈了一个典故说，《红楼梦》上说过：“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那个“西方”可能就是北京郊区西山这一带。后来，郊区的同志果然在这一带找到了这种“黛”石。去年12月，他在江西井冈山一带调查时，综合各地所得，开列了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服务业、采集业五大类共50种可以经营的农村生产门路。他说：多种经营的项目多得很，我们大家都要来钻研，然后对农民加以指导。
毛泽东同志正确方针的继续
农民问题，农业问题，从来都是我们党进行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时摆在头等重要位置上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正是党的这种一贯的方针和策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位在中央书记处工作的负责同志对我们介绍情况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说：毛泽东同志在解放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我国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约是工业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这是我们“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虽然有所提高，农村个体经济也变成了集体经济，但是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80％，农业劳动大部分还是手工劳动，农民生活还比较困难，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考虑一切问题，还必须抓住这个根本点。1954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各省工作的重点要摆在农业上，调动几亿农民的积极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1957年他又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民经济极大。”毛泽东同志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以农轻重为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执行的各项方针、政策，就是按照毛泽东同志这一系列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和方针办事的。当然，现在比过去有所前进，在一些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和创造。
党中央解决我国农村问题的重大决策，象吹糠见米那样，迅速在农村引起了种种深刻的变化。
中国农村在前进。八亿农民在前进。随着农业的继续发展，我国农村和亿万农民今后将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会有什么新的需求？
现在，党中央又开始着手规划新的农业发展纲要了。这是一件浩繁的工作，需要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各方面人员共同努力去做。前些天，一个由一百多人组成的农村调查团，已经分赴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福建、贵州等省农村去了。
陈云同志最近提出，一切从中国有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基本国情出发，这要体现在各行业各部门各方面的工作中。大家都应该从本部门所负责的工作出发，想一想怎样来为农民多做好事。比如，现在农民手里的钱多了，他们想要盖房子，工业部门就要多生产适合农村需要的建筑材料。
怎样为八亿农民多做好事，为全国十亿人民多做好事？这是今天摆在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干部，每一个部门面前一个光荣的课题。
新华社记者　曾建徽　冯健
（原载《瞭望》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