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老坚决外传》等三篇作品的笔记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读《老坚决外传》等三篇作品的笔记
茅盾 遗作
一、从《老坚决外传》说起
A、“外传”是一篇好小说，但是看了以后不能过瘾。作者没有（也许是还不敢）挖掘到问题的深处，而且触及的问题也有不是主要的（例如“美化”小麦，篱笆化），因而，人物的性格描写（造成老坚决之所以为老坚决，王大炮之所以为王大炮之思想根源），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其结果缩小了作品的思想教育作用。
作者点出了王大炮是“主观”的，但是，王大炮的缺点还不在仅仅“主观”，或者可以说，这样一个大炮的缺点在主观以外应当还有其它，也就是，王大炮的性格应当还要复杂些，然而作者没有这样写，此与他对问题之不敢深挖有关。
B、由此看来，张庆田写了一个“老坚决”，决不意味着没有其它的“老坚决”可写了。可写的老坚决还多得很呢！
值不值得多写？多写了会有什么副作用没有？
这是要看具体材料、实际如何表现、写成后给人整个印象如何等等而定。甚至同样材料，甲用之而写成的好作品，乙用之而成果相反。但从理论上说，这是值得写的，应当写的，理应只有正作用而没有副作用的。
C、老坚决是有典型意义的，因为反五风是有典型性质的大事件。在中央明令纠正五风之前就有敢于反抗五风的，这还不能算是先进人物？虽然这些人物当时还不是能够从理论上认识五风之不是科学的马列主义的产物，但是既然感觉到不对头而且敢于冒大不韪（当时反五风就被带上各种帽子，甚至以不革命论罪）而反对，这不是难能可贵么？这不是我们时代最可宝贵的人材么？
有概括性极强的雕像性似的老坚决（张庆田笔下的老坚决还不是这样的），也可有其它类型的中坚决、小坚决，或坚决于此而不坚决于彼的，其精神世界复杂万端。这是大有可为的一个方面。
D、投鼠忌器问题：鼠可以指人（王大炮这样的人），也可以指事（五风）。而且鼠有大小，而小鼠之后有大鼠撑腰，故投鼠，亦非简单。器可以指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指党。投鼠不中而伤器，这是极不应该的（意在投器的别有用心者，不与同例）；如何能击中老鼠而不伤器，且使器之光辉更加发扬，这就有赖于作者之思想水平、政策水平、分析综合能力，以至写作的技巧了。
“过三年再写”——记得陈总说过此话，有些问题，我亦认为不必急于写；过三年再写，于作者有好处，因为事后回顾，认识得更清楚，于国家有好处，免为敌人利用作宣传。但是，象“老坚决”这样的人，现在可以写，只要强调正面，强调集体化的优越性，而不使被批判部分引起副作用就可以了。但写不写作家自己有权决定。至于刊物缺稿，要求作家支援，对作家形成一种压力，而作家则认为写当前农村不能不涉及前一阶段，而写前一阶段又有各种顾虑——这也是有道理的。
我个人以为不宜对作家造成压力（好象刊物出不来，作家要负责），写不写让作家自己决定。
另一方面，我仍然以为目前地方刊物数量之多和我们现有的创作力不相称；如果真要重质量，地方刊物还应当合并一些，停办一些。
二、从《赖大嫂》说起
A、《赖大嫂》从侧面反映了反五风后农村的新气象——或者新干劲。如果光从鼓励私人喂猪，使农民增加收入——这一点来看此小说，那就会觉此篇意义不过尔尔。如果更认为从公养到私养（万猪场到户户喂猪）乃是倒退一步，就会觉得这篇作品有消极意义了；有些读者希望把赖大嫂提高一步到国家观念，大概是想抵消他们所认为的消极作用。
我不这样看。我以为《赖大嫂》有积极教育作用：它反映了自私颇深的农民在最近三年来对党的政策心存怀疑之后又从事实教训中渐渐稳定起来了。过去，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之下作战，其目标是翻身，而翻身就是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统一起来的；但在农民，最吸引他的是个人利益，分土地。大跃进时期农民的干劲是真实的出于自愿的（例如修水利，深耕密植等等），可是他们干劲之高也由于想改善生活，而那时我们的宣传又太浮夸，空头支票开多了，而且兑现期又开的太近，到期挤兑，银行的信用自然动摇。有些“风”，违反农民生活习惯，不近人情（例如男女集体分居），但大多数农民当时忍受一时，也因有“空头支票”在引诱，《赖大嫂》之积极的教育作用，即用事实教育广大农民，“兑挤”是一时现象，“老牌信用”是天长地久的。
B、如果由于《赖大嫂》之出现，评论工作者对它的赞扬，而引起了模仿，东一个张大嫂，西一个李大嫂，那也不好。评论工作者要善于从《赖大嫂》引导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的眼光注射到向来不大注意的方面，主题可以同是一个，题材应不雷同。
三、从《四年不改》说起
A、这是一九五六年的作品。不管别人说它什么，我却觉得这是一篇有意义的作品，虽然它有点夸张。现实生活是否存在这样的瞎指挥、官僚主义、不民主、压制提意见、客里空、只追求数量、出风头思想、假模范？有的，而且不是个别现象。我在一九五二年就从我们的文教工作中看到不少。但我那时不主张家丑外扬，而且认为应当“为贤者讳”。
现在呢，我的看法改变了。因为这种官僚主义、不民主、压制提意见、客里空、追求数量……等等，害得国家够了，党的威信也大受损失，所以非“示众”不可。这一类题材与“五风”又有不同；这些消极因素早就存在，将来也会存在。
这里有一个问题：容许不容许夸张？夸张到什么程度？
要回答这个问题，便应当先回答另一个问题：你把《四年不改》当小说看，还是当报看？如果当报看，就不许有一丝一毫的夸张。如果当小说看，就只好让它夸张一下。至于夸张到什么程度，那要看讽刺的对象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害虫？如果是的，夸张不嫌其强——即鞭笞不嫌其狠！
不过，讽刺小说虽许夸张，而写作态度却不能不力求严肃，我以为《四年不改》的态度是严肃的。
B、当然，大家都知道，写这些消极面，目的在于教育干部、纠正缺点，是巩固社会主义而不是挖墙脚。因此，在作品中既出现了消极事物，同时也必然有与之斗争的积极事物——先进的人。在这里，写斗争的曲折、复杂和艰巨，愈深愈透，则思想性愈深刻，教育作用愈大。把斗争过程写得太简单，就损害了作品的深刻性；同时，把改正缺点（打通思想）写得太容易，就损害了作品的真实性。换言之，在这样的作品中，正面人物要着力描写，反面人物也要着力描写，而消极事物之得以纠正，更须写深写透，不能草草。《四年不改》在这些方面，还写得不够。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原载《文艺研究》1981年第2期）
注：《老坚决外传》，张庆田作，载《河北文学》1962年第7期，
《赖大嫂》，西戎作，载《人民文学》1962年第7期，
《四年不改》，韩文洲作，载《火花》195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