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和平解放西藏而献身的人们——访一批最早进藏的老同志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西藏通讯

为和平解放西藏而献身的人们
——访一批最早进藏的老同志
今年5月23日，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三十周年。三十一年前，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统一祖国，保卫国防，使西藏各族人民获得解放，从四川、云南、青海、新疆分路向西藏进军。他们在胜利完成昌都战役以后，遵照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战胜了一切艰难困苦，先后到达拉萨、日喀则、亚东、阿里等地，将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这批最早进藏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地方工作干部一起，在行军作战、筑路运输、开荒生产、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工作中，发扬了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为社会主义增添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五·二三”前夕，记者访问了一些当年最早进藏、至今仍坚持在拉萨工作的老同志。他们回忆起当年数千里进军的艰苦生活情景，给我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那种为了人民的利益，自觉地吃大苦、耐大劳，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和实干精神。
困难动摇不了进藏的决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十八军的许多同志回忆进军的战斗生活时说，当年有句口头禅：“是兵不是兵，身背七十斤”。指战员们徒步负重，跨越了大渡河，爬过了二郎山、折多山，到达甘孜后，因为公路尚未修通，又由于历代反动政府和反动军阀部队留给藏族人民的影响很坏，少数反动上层分子利用民族隔阂和宗教信仰进行破坏活动，给部队造成了更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坚决执行了毛主席关于“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有段时间补给供应不上，几乎到了断粮的地步，但部队宁肯捕捉麻雀和地老鼠充饥，也不给藏族群众增加负担。一些反动喇嘛又借口麻雀、老鼠是“神”，向解放军抗议。老鼠、麻雀也不能吃了。部队就挖茴茴菜、野油菜、人参果度日。
在这样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丝毫没有动摇部队进军西藏、统一祖国的决心，个个战士情绪仍然十分高涨。当年还是十六、七岁的女战士石继蓉、童锦华在回忆这段生活时，两人豪情满怀，争相对记者说：“虽然我们吃野菜、吃老鼠、住帐篷、住地洞，但在十分紧张的抢修机场和公路的战斗中，却从没有人说怪话、闹情绪，在工地上、帐篷里，总是热气腾腾，歌声不断。”
在这前后，中央人民政府多次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但由于帝国主义分子一再从中破坏，唆使西藏地方政府在金沙江西岸加紧增兵设防，不断挑衅，致使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得不在1950年10月7日，从邓柯、岗拖、巴塘强渡天险金沙江，迎着更大的困难分路向昌都挺进。即使爬雪山，趟冰河，仍要每天行军七八十里，担任战役迂回任务的部队，甚至以连续36小时的急行军，向昌都挺进，许多战士边走边打瞌睡，仍然顽强地紧跟不掉队，终于将西逃的敌人压缩在锅底形的竹角寺山沟里，保证了昌都战役胜利结束。
昌都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者的一切破坏阴谋。195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在北京签订了。
意志和战斗力的严峻考验
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后，我军又进入与大自然作顽强斗争的历程。
当时西藏没有一寸公路，从昌都到拉萨两千多里，途中雪山连绵，冰河纵横。西北部还有海拔四五千米以上的昆仑山、唐古拉山等大雪山和荒凉的藏北高原。
当年参加沿途建立兵站的阿旺和摄影队的泽仁，用他们亲身的体验说，那时行军之艰苦，比打仗更能考验意志和战斗力。沿途虽然有藏族人民支援，但为保证途中食用，每个战士除枪支、被褥、皮衣皮裤、帐篷、小铁锨等以外，两肩还得挎一袋代食品和银元，颈项还要挂一袋大米。有的部队在翻越号称海拔6，300米的丹达山时，狂风怒号，积雪深陷膝盖以上，战士们不得不用绳子拴着鞋底走路，有的拉着马尾；有的干脆扒着雪向山上爬，下山就坐在雪坡上向下滑。夜里，只能在雪地撑着小帐篷露宿，加上粮食困难，更无蔬菜，缺乏油盐，由于气压低饭也煮不熟，许多人得了胃病，指战员们大多数脸色铁青，眼圈发黑，不少人发生肺水肿，有的同志一晕倒就再也起不来了，也有的身子一摇晃便摔下了陡峭的山崖。
从西北进军的刘少耘同志讲，我们到了通天河边，因为突然涨大水，一百四五十米宽的滔滔急流拦住进路，水又急又冷，连马也不敢过江，赶下江里又跑了回来。草地荒瘠，牲口挤在一起，饿得牛吃马的尾巴；马吃鞍垫里的草。后来划着羊皮筏子将马一批一批引渡过江，大家天天周身水湿，在寒风中冷得发抖。
行军路上连最耐高原环境、被誉为“高原之舟”的牦牛，也纷纷倒卧在雪地里。但我们的战士硬是一步一步地挺了过来，尤其是共产党员、干部更是争先吃苦。班排干部除与战士同样负重外，还要帮助年幼体弱的战士。某团四连排长梁献元爬山时，总要上下往返多次，帮助体弱有病的同志背东西，被同志誉称为“载重汽车”。营、团以上干部虽都配有乘马，但也大都成了重病号和女同志的坐骑。
生产自给粉碎了“饥饿战术”
西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地区。清朝末期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以后，就在这里制造民族分裂。我军进入拉萨时，亲帝国主义分子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还相当猖狂。
当年先遣支队的他新同志回顾说：我们在1951年9月9日进入拉萨后，上层反动分子对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阳奉阴违，暗使藏兵、喇嘛和下级官员在八角街酒馆、甜茶馆四处散布谣言，煽动赶走“红汉人”，还经常故意碰撞我们，寻衅闹事。他们不准领主、商人卖粮食给我们。我们用金条、银元只能买到一些霉烂的黑豌豆。当时从内地运输粮食到拉萨，花费昂贵，真是“一碗大米相当于一碗银元”。当时的代理藏王鲁康娃还公然挑衅说：“饿肚子要比打胜仗（指我军在昌都战役的胜利）难受！”妄图把解放军饿走。
我们处在反动上层分子的这种“饥饿战术”的特殊环境里，一面耐心地作上层人士工作，劝导他们认真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一面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加紧筑路和生产自给，并打通与印度、尼泊尔的贸易关系。
当时，尽管生活非常困难。但指战员们情绪高涨，团结友爱的风气却很好。大家冒着严寒，在谭冠三政委的亲自带动下，在拉萨河畔荆棘丛生的乱石荒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驻拉萨的机关和部队在拉萨河畔安营扎寨，一齐动手，硬是顶着风沙开荒上千亩，使那些妄图不执行“协议”的反动分子目瞪口呆。
那时候的八角街一带，到处是垃圾粪便。有些堆了几百年也没人搬动。每天凌晨，同志们拿着各种运肥工具，熙熙攘攘地赶到城区运肥。从司令员、政委到每个战士和地方工作人员，挑的挑，背的背，抬的抬，奔忙在拉萨河畔。
参予这一生产运动的老摄影工作者袁克忠同志讲，因为大家拚命干，又把内地的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带来，特别是施用了大量陈年老肥，粮食、蔬菜长得特别好，萝卜、南瓜一个有二、三十斤，莲花白一棵有五、六十斤。后来还逐步在营地附近建立了温室，连黄瓜、甜椒、西红柿等细菜也引进了拉萨。部队首长邀请上层人士到地里参观，把好的蔬菜和温室的西瓜赠送他们，许多人对我们的成果表示惊讶和赞佩。
这些最先到达西藏的同志们，就是以这种艰苦奋斗、战胜困难的精神，争取上层分子，教育西藏人民，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终于粉碎了反动分子的“饥饿战术”，使我们在西藏逐步站稳了脚跟。特别是大批的进藏军民在广大藏胞的支援下，修通了举世闻名的康藏、青藏公路，于1954年12月25日全线通车，使西藏的革命根基更加牢固了。
愿在边疆度余年
许多老同志在完成进军西藏、筑路以后，又为平叛改革、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保卫祖国边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许多人现在已成为西藏地方和部队的各级领导骨干，他们兢兢业业，继续在西藏艰苦奋斗。
当年在修筑川藏公路时，踏勘与测设人员为了找一条合理的路线，跋涉两万多公里，爬了二百多座大山。他们白天常常战斗在悬崖峭壁，夜里又露宿在原始森林，有时还在石崖下和山洞里过夜。这些同志至今仍有一批战斗在西藏高原。西藏自治区交通厅公路勘察设计院院长陈庭礼，现在已年近六旬，头发已经花白，但仍经常去野外和测量队员一道攀山越岭，到现场解决难题，夜里又和大家同宿帐篷。
许多同志正是以周总理提倡的那种“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是青山”的革命精神，将自己的忠骨葬在了西藏高原。西藏农垦部队有位同志临终遗言就是：将他埋在自己亲手栽的苹果树旁，表示永远和藏族人民在一起。
还有不少同志因为工作需要，几次调离西藏，又重返西藏。去年党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指示下达后，又有包括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同志在内的一些最早进藏的老同志重返高原。当年十八军的宣传部长夏川同志调回内地工作多年，现在年已63岁，但也主动放弃在北京工作的优越条件，最近经组织批准又来西藏工作。他向记者说，我们这些进藏早的同志，对西藏情况比较熟悉，对西藏人民有很深的感情，更应该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多起一些作用。
如果读者要理解这些老同志的心志，不防读一读夏川同志在接到重返西藏工作的命令后，所赋的诗句吧：
人虽迟暮性如火，
满怀豪情返高原；
谨向亲朋明心志，
愿在边卡度余年。
这样的精神何等可贵呀！
本报记者 袁光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