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读书札记

历史与现实
郑昌淦
我在学习历史中，发现古代很多政治家、思想家，不论其属于那个阶级，属于何种派别，是在朝的当权派，还是在野的反对派，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大都很重视历史，特别是重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他们或则谋求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来修订现在的各种制度，制定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各种政策；或则引述历史，来论证其政治学说和主张。
古代的历史学往往构成政治学的一个分支，而所编史书主要也是政治历史。有些统治者为了达到其某种政治目的，往往伪造、篡改或禁毁历史著作。
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统治者，首推西周初年的周公旦。周公执政不久，便爆发了他的兄弟管叔、蔡叔勾结殷纣儿子武庚的联合叛乱。叛乱虽被平定，但对周公的震动是太大了。他由此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针对现实，决定了施政方针。虽然，他当时所能总结的历史很简单，也很有限，但他达到了难能可贵的新认识。他认为，夏桀所以亡，商汤所以兴，殷纣所以亡，周所以兴，虽然由于“天命”，但也和人事有很大关系。夏桀、殷纣所以灭亡，因他们“淫佚”、腐化，“不敬厥德”。殷的大小贵族还好酒，不团结族人。而商“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祭祀是当时团结族人的一种活动），所以兴盛。他告诫周人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这就是后代所谓“殷监”。周公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精神是：“天命靡常”、“天不可信”，所以不能完全靠天命来维持统治，要“敬厥德”。其要点是：不要骄傲自满，放纵腐化，要兢兢业业，时时警惕，不要贪酒，要勤劳，特别要重视农业生产，“知稼穑之艰难”。针对周族历史发展比殷族落后的状况，周公除了强调发展生产外，还注意文化教育，在各级村社，设立学校，叫做“庠”和“序”（即塾），让周族子弟学习文化。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周公对待人民的政策。他一方面在经济上采取保护平民（主要是周族成员）的措施，即所谓“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注意听取平民的意见和舆论，如他所强调，“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监含有鉴戒、借鉴的意思。
周公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和进步意义，由此所制定的基本国策，在周代形成了一些优良的传统，如：一，注重文化教育。二，重视“民意”，或叫做“重民”思想，如强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之类的言论。形成为制度或习俗，有“采风”，“庶人传语”，国人可在“乡校”议论朝政之类。三，重视历史。君臣之间发生政策性分歧时，臣僚往往引证历史，进行回答或劝谏。周代设立史官，经常记录君王的言行，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官多据事直书，形成了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其作用在于使君王和大臣们知所警惕。
秦灭六国，局面为之一变。为了适应新局面，统治广大的新征服地区，需要制订新的制度和政策。秦始皇和大臣们发生分歧意见。丞相王绾等建议，采取周初的分封政策，李斯正确地引证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主张推广郡县制。但是，秦始皇和李斯也错误对待历史的经验，以为发展文化教育，不利于专制主义的统治，“道古”会“害今”，施行了“臣畜天下”的愚民政策与专制主义的残暴统治。结果，秦王朝很快被人民起义所推翻。
汉初统治者研究了秦朝的兴亡史——贾谊《过秦论》是代表作——，变更了某些制度和政策。通常都说“汉承秦制”，其实不尽然，既有继承，也有更张，如分封皇帝子弟为王的诸侯国制度，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局部释放奴婢的政策，减轻“田租”（由十分之一减为三十分之一）和算赋（即人头税，一度只收原规定的三分之一）以保护自耕农的政策，等等。这些都是总结历史经验结合现实而制订的。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有消极面。
刘秀、曹操、诸葛亮等都是杰出的政治家，有较丰富的历史知识，这对于他们所制订的策略和政策，起过较大的影响。
唐太宗是位善于接受历史教训的开明皇帝。他从隋炀帝覆灭的教训中，也从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中，看到了人民的力量，肯定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君民之间相互关系的道理。同时，他又从历代的政治经验中，认识到独断专横的弊病，肯于听从臣僚的不同意见，所谓善于“纳谏”。这些认识在他决定各种政策时，起着重大的作用。带有进步意义的王安石变法纲领，是从总结历史、针对现实制定出来的。康熙皇帝也有较丰富的历史知识。据他自己说，因为历代中原王朝受到的威胁多来自北方，所以他处理和北方各族的关系很慎重。他对于灾荒感到恐惧，因为灾荒往往导致农民起义，这使他重视治理黄河，兴修水利，鼓励农业生产，注重救荒措施。
当然，古代政治家不可能科学地总结历史。而且，他们总是从狭隘的现实利害关系出发，去接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因此，不可避免地往往犯片面性的错误，或者接受一些消极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非常重视研究历史联系现实的重大意义。毛泽东曾一再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祖国历史，去指导现实的革命运动。当前，在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地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