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利时文化交往源远流长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比利时通讯

中国比利时文化交往源远流长
本报记者 辛树蕃
在比利时国王博杜安陛下到中国进行第一次正式访问的前夕，记者对中比两国历史上的文化交往进行了一番实地考证。
在比利时中部工业重镇沙城劳动大学的学生档案里，有着这样一段记载：
“聂荣臻，男，1899年11月27日生于中国四川省。由法国德赫中学考入本校。化学专业。现住沙城奥布里克街34号”
这是六十年前的事情了。聂荣臻同志在沙城学习的时间是1921—1923年。他的学生注册号码是351。注册单上还特别注明：“在本校学习的第一批中国学生”。与聂荣臻同志一起学习的还有何长工等同志。
现任沙城劳动大学校长向记者介绍说，那时，中国学生在我们这里一方面学习，一方面从事革命活动。校长还满怀深情地说：沙城劳动大学感到莫大荣幸的一点是，世界伟大的政治家周恩来先生来比利时逗留时，也曾短期到本校听课。遗憾的是，因为不曾注册入学，未能留下象聂荣臻元帅这样完整的档案材料。
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学生档案里，三十年代有50名注册的中国学生。其中一位就是现任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所长汪德昭。他1933—1934年在该校攻读物理学获博士学位。
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自然科学系生物实验室里，至今仍保存着我国已故遗传工程学家童第周当年在实验室里与世界胚胎学创始人阿尔贝·布拉歇一起作实验的照片。它是中比两国学者友好合作的光辉记录。
在皇家艺术博物馆，在天主教鲁汶大学，老画家吴作人、雕塑家张充仁、著名肿瘤专家吴桓兴教授都曾在三十年代留下了足迹。
端详着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科学家、艺术家们在风华正茂之年留下的这些工整而漂亮的法文手迹，不由得产生一种发自心底的崇敬之情。他们寻求革命真理、刻苦学习科学知识的精神，以及比利时人民对我们的先驱者所给予的热情接待与照顾，仿佛又一一浮现在面前。
中比文化交往可回溯到十七世纪中叶。
在国立根特大学科技博物馆里，有一尊身着中国清朝官服的比利时人铜像。这就是为中国人民所熟悉的南怀仁。他的比利时名字是费尔迪诺·维尔毕斯特，南怀仁是他1659年来到中国后的用名。这位天文学家，曾在清王朝掌管过钦天监（相当于今天的气象局），为清政府编纂了《康熙永年历法》，并在北京的建国门设计并修建了一座天文台。南怀仁最后死在中国，安葬在北京颐和园附近。
在欧洲大陆，要找到一座完全是中国风格的建筑是很不容易的。可是，在布鲁塞尔的正北，却有一座为苍松翠柏所环绕的“中国宫”。一看到它，就使我们这些身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感到亲切。碧绿的琉璃瓦、精细的硬木雕刻等所有建筑材料都是从中国订购，由上海运来的。宫内陈设的珠宝玉器、文房四宝、清瓷、龙床，仿佛使人看到了故宫。这是比利时王国第三位国王阿尔贝一世由于向往中国文化艺术而倡议建造的。“中国宫”作为皇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的一部分，被精心地保护着，已成了中比两国文化交往的象征。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72年中比建交以来，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文化交往与日俱增。1979年和1980年两国政府先后签订的《科技合作议定书》和《文化合作协定》，犹如一条纽带把两国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的交往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今天，有近百名的中国留学生、研究生和进修人员在比利时全国九所主要科技、文理大学和艺术院校里学习和深造。他们勤奋刻苦的治学精神、诚恳朴实的思想作风和优异的学习成绩，给比利时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中间，有的已获得博士学位，有的在一些科研项目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国立根特大学、天主教鲁汶大学的校长们在向记者谈到中国学生时，无不满意地说，“中国政府给我们派来了最好的学生，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
古色古香的“中国宫”和与它遥遥相望的银白色的现代化建筑——比利时原子球博物馆交辉相映，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正如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普列戈金教授所说，“中国古老的文明和学术思想与我们的科学技术相结合，一定会为人类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美丽的“中国宫”——布鲁塞尔吸引游客的名胜之一。（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