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大碗茶起家的女经理——张占英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卖大碗茶起家的女经理——张占英
本报记者 胡思升
编者按 张占英同志短短两年时间走过的道路说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待业青年组织起来，投身到商业、服务行业中去，是可以大显身手的；同时也能够在这一事业中把自己锻炼成有专业才能的人。要发展集体和个体商业、服务行业，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阻力。希望各级领导热情地支持待业青年兴办集体、个体商业和服务业，也希望待业青年们立志创业，象张占英同志这样主动地去克服困难，做出优异的成绩来。
〔一〕
张占英，这位年方27岁、集体经营的前门茶点综合服务社女经理，在5月初短短的一个多星期里，感到首都的生活节奏有了不寻常的变化。
5月3日晚，在中南海怀仁堂，北京市委领导同志找到张占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准备在天安门看台下开辟集体的商业网点，卖些冷饮、面包、便餐等，你看行不行？你们那个服务社能来几个人搞这个服务行业吗？”
这太突如其来了。张占英等13名待业青年，从前年春天开始，在前门箭楼旁的大街上卖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个多种经营，拥有266名职工、月销售额突破百万元的综合服务社，其中越过了多少重叠的关卡，都是“求爷爷、告奶奶”，请人“高抬贵手”，哪有人主动请她，而且有市委的领导同志为她在首都的中心天安门设立服务网点打开方便之门的呢？
张占英从来不是一个犹豫的人，她马上回答：“可以。北京的待业青年很多，不少人都要求上我们那里去呢。”
市委领导同志的头脑里，思考的方面更多、更广。现在是想通过张占英这个带头创办服务社的女经理，为办好北京的服务业闯出一条路子。
这是因为，在发展服务业的竞赛中，作为首都的北京，在全国来说，是远远落后了。
解放初期，北京城区有165万人，拥有服务网点72，303个；而三十一年之后的1980年，城区人口增至510万人，服务网点却跌到12，769个，减少了近六万个。拿饭馆来说，1956年有4，900家，现在只有898家。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吃顿饭，真叫难，站着等，坐着看，急的团团转。由于旅店少，平均每天有上千旅客夜无安身之地。
北京的待业青年，在张占英开始卖大碗茶的1979年，是44万。今年，据初步估计，为26万。多少象当年张占英一样的中学毕业生，精力充沛，却因没有工作岗位而无用武之地。
出路何在呢？
出路就在于走张占英的路，走发展服务行业的路。
〔二〕
1979年初，张占英带着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的十年风尘，回到了首都。当年告别北京之时，她刚初中毕业，是个15岁的少女；如今重返北京之日，她已是25岁的大姑娘，但却没有工作做。
什么是路？路就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来的。
1979年4月13日，张占英等13名待业青年，有男有女，最大的34岁，在前门大街摆起了茶摊。
这是北京市第一个待业青年集体经营的茶摊。
头一天就卖了三十多元。头一个月盈利六百多元，不仅归还了从街道借来的十多元资金，还添置了锅炉、保温桶和消毒用具。每人每天工资是一元五角，还发了草帽、毛巾。
不要小看这两分钱一碗的茶，创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5月25日，茶摊升格为“前门茶店综合服务社”，经营的范围日渐扩大：先是冰棍和歌片，接着是日用小百货，后来又增设了馄饨馆，出售各色酒菜、点心等。如今，你再到前门去看看，一大排铁木结构的商亭取代了昔日简易的凉棚，经营商品达一千多种，月销售额一百万元左右，最高时达一百四十八万元，超过了一些中型的国营百货商场；每个营业员的平均营业额已接近王府井百货大楼的水平；近两年来，固定资产和利润积累已达八十万元，比初办时增长了八百多倍；1980年创造利润44万元，而今后计划达到的利润数，由于张占英要求记者保密，不能公布，但有一点可以透露，他们雄心勃勃，“百万富翁”都已经不是高指标了。此外，还准备从利润中提取1％的集体福利金，筹建职工宿舍。
信不信由你，记者查看了服装百货组的意见簿，全是表扬的留言。看来，一条主要的经验是：把集体经营的好坏同个人的责任、利益结合起来。具体办法是，除了基本工资（目前青年营业员分三级）外，每人每月创造利润100元的，才有资格享受从利润中提取的10％的奖金。因此，营业员的收入是有所浮动的。但由于贯彻广开货源、薄利多销的原则，再加上服务态度好，目前职工的平均月工资达六七十元。
还有一件新鲜事：这个“服务社”已多次自己招工，而且条件还不低。今年春节后，招了32名，是从77名待业青年中挑选的；今年4月份又招了29名，是从五十多人中选拔的。最近，为了在天安门观礼台下设货摊，又招了30个青年。招工的办法是个人书面申请或经人推荐，通过笔试、面试录用。张占英就推荐过八个人。这位女经理用人是有魄力的。如今的馄饨组副组长小侯，曾经是个劳动教养两年的待业青年，别人不敢收，张占英了解他决心改邪归正，留下了，说：“都是待业青年，不能让他没有出路。要容得下人，要用我们的心温暖他”。小侯的表现一直很好，去年被选为区新长征突击手。但对来社后始终表现不好、不听劝告从而影响工作开展的个别人员，张占英敢于坚持原则，到目前为止，辞退记录是三人。
两年前，当他们白手起家的时候，有人冲着张占英唱《流浪者之歌》，还讥讽说：“这些小青年真是心血来潮，靠卖大碗茶能在前门大街站住脚！”还有的说得更邪火：“一碗茶水挣一分钱，没有油水，干不了多久，准会散摊。”
那些泼冷水的人没有看清：集体或者个体的商业、服务行业，恰恰是今后相当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安置待业青年的主要场所。不是有人担心，怕集体办的行业是“泥饭碗”，经不起摔打吗？张占英他们不仅没有散摊，终于在前门大街“站住脚”，就是这一行业有生命力的鲜明例证。
〔三〕
社会上有些人尽力扶持集体和个体的行业，有些人有意无意地制造种种障碍。这两种现象，张占英和她领导下的服务社，都碰上了。
北京市有一位副市长，一开始就支持他们，为了解决他们卖馄饨所需要的面粉和油，特意关照有关的局长给以方便。这位局长通知了下属的一位科长。但当张占英找到这位科长时，得到的答复是：“我们这里不管。”
“那我们找什么地方？”张占英问。
“我们是按计划供应，哪能供应你们？”这种回答说明，对集体和个体的行业，不能列入计划进行供应。面粉和油，还有每碗馄饨所不可缺少的佐料——虾皮、紫菜、冬菜等，都是那位热心的副市长和局长亲自批条子才解决的。
为了运货方便，服务社购置了一辆130型的小型货车，到处说好话，也拿不到一张车辆通行证。张占英赶到医院，找到正患心脏病住院的副市长，又拿到一张有批示的条子：这是有关青年就业的事，请交通管理部门研究解决。
服务社在前门的商亭，把一些商品，如服装、针织品等，在门口挂起来，招揽顾客，也任顾客挑选。顾客也欢迎这种售货方法。有一次，几位女青年售货员把不同颜色的绣花围裙穿在身上，作为商品广告，大批顾客被吸引过来：“我就买你身上穿的那件。”一千多条围裙，倾刻销售一空。可是，这种作法，有人指责它影响市容，要加以取缔。有一次，服务社出售背心的流动小车，连同货物被没收了。张占英向崇文区区长反映。这位区长没有辜负选民的委托，他赶到有关部门，宣称：“我是人民刚选出的区长，要允许服务社的商亭在门口挂商品。”
这位女经理是幸运的，因为她有胆量去找到市长、局长、区长，得到他们的支持。张占英说：“我们是做了些努力，但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饭碗，是和党放宽政策联在一起的。”的确如此。
〔四〕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北京市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督促和参与下，正在拟订切实的规划，为办好商业、服务业铺路。前景是光明的，任务是艰巨的，困难和阻力也是不小的。
有这样一种设想：争取到1985年，使北京市的商业、服务业恢复到1952年的水平。“老北京”或许会记得，五十年代初那个时候，商业服务网点多，密度大，经营方式灵活、品种多样，群众称便；不仅有十几个大商业区、44个摊商市场和十来个晓市，还有五大庙会（土地庙、花市、隆福寺、白塔寺、护国寺）和三大节期庙会（白云观、蟠桃宫、厂甸），以及自然分布的油盐店、杂货铺、早点铺、小酒馆等等，再加上推车挑担、走街串巷、提篮叫卖的流动摊贩。如果能恢复到这一水平，起码要增加13万多从业人员。
北京市委领导同志最近说：“现在北京要认真办好商业、服务业，不然就业问题不好解决，更主要的是，人民生活不方便。现在有些人对就业有个错误的感觉，以为有了‘铁饭碗’才叫有了工作。个体的、小集体的不算有了工作。其实，这个行业发展前途很大。”发展商业、服务业，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决不能再走全部由国家包下来的老路，而必须使国营、集体和个人三条渠道都畅通，把社会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人民的利益，群众的冷暖，是我们要时刻放在心上的。就是在这种新形势下，才有了市委领导同志和女经理在怀仁堂的一段谈话，也才使得张占英感到首都经济生活脉搏的强有力的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