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左’比右好”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评“‘左’比右好”
本报特约评论员
当前，在我们党内，有“左”的东西，也有一些右的东西，以及其他方面的错误倾向。不论是“左”还是右，还是别的错误倾向，我们都要防止和纠正。确实有“左”的东西就反“左”，确实有右的东西就反右，实事求是地克服各种错误倾向。这是我们党一贯的传统。但是，从目前总的情况看，从指导思想看，阻碍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的，主要是“左”的东西，是过去长期“左”的错误的流毒和影响。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在深入学习中央工作会议文件时，有必要着重于自觉地认真地清理“左”的思想影响。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划清如下两个概念：第一，我们说的“左”和右，是指党内政治方针政策上的指导思想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性的东西，而不是指具体工作中这样那样的小的偏差或缺点错误。因此，不能拿“左”和右到处贴标签。第二，本文所谈的，主要是想解剖党内较长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左”的思想偏向，而不是指社会上存在着的那种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党内指导思想同社会上的思潮必须适当加以区别。
应当清醒地看到，在我们党内，“左”的一套东西根子很深，要彻底清除，很不容易。对这一点，要有足够的估计。为了提高清“左”的自觉性，需要扫除一些思想障碍。
长时期来，在我们党内流行一种论调，叫做“‘左’比右好”。其理由无非是，“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还是要革命的，右是不要革命以至反对革命的。在这种论调影响下，一些人在待人办事时便宁“左”勿右，凡事“左”三分。这种左倾比右倾好的论调，似是而非，颇有影响，是清理“左”的思想的一个重要障碍，很有加以剖析澄清之必要。
从思想方法说，“左”与右一样，都是主观地片面地观察问题的结果，都是主观主义的方法。方法和立场是有区别的，又是有联系的。
什么是我们所说的立场？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0页）主观主义，不论是表现为右倾的主观主义，还是表现为左倾的主观主义，都是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都是党性不纯或没有党性的一种表现。有左倾思想的人常常不顾实际可能，超越发展阶段，超过党的政策规定的界限，乱批乱斗，盲目蛮干，这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和政策的轨道，也就是离开了党的正确立场。在当前来说，站在党的正确立场，最主要的，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地贯彻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如果坚持“两个凡是”，还是搞“左”的那一套，不管自觉不自觉，实际上就是离开了党的正确立场。
当然，我们的意思不是说，只要犯了错误（“左”的或右的），不论其程度如何，具体情况如何，都是立场问题。有了正确的立场，不等于就不会犯任何错误。好心办错事的情况也是常有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立场也是要在客观实践中检验的。在社会主义时期，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和群众残酷斗争，制造冤假错案，明明错了，也不予平反，这样的“左”能说只是方法问题，而立场还是正确的吗？搞社会主义建设，不顾客观条件，不考虑群众的实际困难，主观蛮干，生产搞不上去，还严重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实践已经证明是错了，却还要坚持，这样的“左”能说是立场正确，只是方法错误吗？
“左”也好，右也好，既可能是方法问题，也可能是立场问题，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当然，这里说的立场问题，是从党内来说的，是指党的立场。对共产党员来说，我们不仅要求他站在人民的立场，还要求他站在党的立场，这是更高的要求。正因为这样，所以也就不能说，离开了党的立场就一定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或甚至是反人民的立场。过去，人们往往把“立场”问题简单化，不是党和无产阶级的“立场”，就是反革命或资产阶级的“立场”，因此，一遇到所谓“立场”问题，都谈虎色变。其实，方法问题不一定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不一定是敌我问题。从我们党内的情况看，“左”和右的东西大量的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
“‘左’是要革命的”，这种缺乏分析的说法，很容易博得人们对犯左倾错误的人的无原则的同情，甚至夸耀其革命性。对此，需要多说几句。“革命”是一个很响亮的字眼。但是，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革命，有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还有农民革命；不同的阶级就有不同的革命性，有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更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搞左倾的那种革命性，往往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在本质上是不相同的。靠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既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更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另外有一种“左”，是看“风”行事，人家刮风，他就下雨，人家下雨，他就打雷。为了个人目的，不顾革命利益，凡事“左”三分，迎合比自己职务高的人的喜好。这种“左”当然是不能用什么“革命性”来加以美化的。至于林彪、“四人帮”在十年内乱中所推行的那种极左的东西，就不但不是革命的，而是反革命的手段了。因此，对“左”是要革命的这种说法，必须作具体分析，不应盲目地加以肯定和赞扬，更不能以主观上要革命为由，为左倾错误作辩护。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我们反对指导思想上的“左”，对广大群众和干部的革命积极性，则在任何时候，都要十分爱护。
对于右倾的性质，也需要加以分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放弃了革命领导权，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抗日时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也使党遭受了重大损失。党内的右倾同样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但是，不能不加分析地把有右倾思想或犯右倾错误的人说成是不革命，更不能说成是反革命。什么是我们所说的右，毛泽东同志说，右就是“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2页）。显然，右倾错误也是属于党内的矛盾。从后果来说，严重的右倾会葬送革命，但决不能认为犯了右倾错误就是反革命。犯右倾的人常常容易把敌人看成朋友，把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东西看做值得我们仿效奉行的东西，因此要十分警惕这一点，但这决不是说，可以把犯右倾错误的人看作敌人。在党的历史上，我们并没有把仅仅犯了右倾错误的人当作反革命对待，而是作为党内矛盾处理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公式：右倾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就是反革命，实际是把右倾与反革命等同起来了。而且常常是双重的混淆，把本来比较正确的人诬指为右，又把右等同于反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总之，笼统地说“左”是要革命的，右是不要革命、反对革命，是不妥当的。由此决不可能得出“左”比右好的结论。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说明，“左”决不比右好些。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左倾也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斯大林说：“这两种危险哪一种坏些呢？我认为两种都坏。”（《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00页）这个回答是很对的。
在我们党内，“左”比右好的思想由来已久。1930年，周恩来同志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武汉工作问题》的指示中就提出：“你们应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周恩来选集》上卷第52页）几十年来，这种思想可以说是绵绵不绝，直到今天，依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存在着。这决不是偶然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党犯“左”的错误的时间，比犯右的错误的时间长得多。许多“左”的东西，长期被当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加以宣传，已经达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地步。另一方面，在长期的左倾错误中，老是站在“左”的立场反右，而且常常是“‘左’受禄、‘右’挨斗”。在这种现实环境中，“左”比右好的思想就很自然地存在和发展起来，宁“左”勿右也成了有些人的一种处世哲学。
在长期的左倾错误中，为“左”作辩护的“理论”不少，都应当分析澄清，以利于彻底清除“左”的影响。至于现在有的人因痛恨“左”的危害，觉得右一点比“左”一点好的思想情绪，当然也是不对的，也要注意防止和克服。
为了提高自觉性，提高对“左”的东西的鉴别力，应当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提高理论水平。特别应该学点哲学，弄清楚主观主义的危害；还要学点历史，注意历史的经验。真正从理论上弄清问题，这是清理好“左”的思想影响的一个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