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战士心中播种——记“优秀政治教员”薛晓明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他在战士心中播种
——记“优秀政治教员”薛晓明
1979年6月，薛晓明来到北京部队某部机枪一连当指导员的时候，有人穿起尖皮鞋，有人戴上“盲公镜”，有人买来“明星照”。一到星期天，进城逛公园的、下馆子的、请假的战士络绎不绝。于是，有的班下了几条禁令：“不准戴手表；不准和姑娘说话；不准看……”
不料，二班战士黄跃鸣捅了漏子。小黄是一个兴趣广泛的青年，他悄悄搞来一台照相机，拍了一大堆照片。照片上的小黄，戴着墨镜，摆出各种奇形怪状的姿势。事情传出来，有人提出要把“照片事件”当作批判的典型，小黄想不通，一头躺在铺板上“病了”。
薛晓明来到小黄床边，黄跃鸣把手里的《小说月报》往墙角一扔，冲着指导员说：“这也不许，那也不许，一天就是吃饭、干活，还不如让我复员呢！”
话是带刺的，可薛晓明从中感到这个年轻人有一种被压抑着的活泼思维和求知欲望。是呵，都是有血有肉的青年，用“严辞禁令”代替思想工作怎么能行？他觉得应当把知识和真理的种子播在战士心中，把他们的精神追求吸引到正道上来！
一天，他坐在战士们中间，算出一笔账来：一个活到60岁的人，除去休息和工作，业余活动的时间有13年。
“十三年！”几个战士叫出声。
“是的！”薛晓明接着讲起著名科学家爱迪生的故事：“他的一生平均15天有一项发明，十三年就有三百多项发明！大家想想，我们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业余生活呢？”
寥寥数语，在战士眼前打开了一个新天地。原先认为自己青春被耽误了的黄跃鸣是那样惊奇，怎么自己就没有想到这些呢？“我想学文学”，“我想学无线电”，“美术”，“音乐”，“历史”，……战士们开始争相报出自己的愿望。
在指导员薛晓明的倡导下，连里的无线电小组成立了，音乐小组成立了，美术小组成立了……战士们各得其所。谁也不肯再花钱去买糖果点心，而是买回一堆书刊杂志。星期天，薛晓明和大家一起唱歌游戏，评议电影，游览名胜古迹，战士们跟随他纵观古今，漫谈中外，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黄跃鸣又成了快活的小伙子。他的抽屉里塞满了书籍和笔记本，只要一有空就捧起书来。知识，就是有这种神奇的力量。
刘世鸣也是一个爱学习、爱思考的战士。入伍第二年，党小组长悄悄向他透露：“你快要入党了”。不久，又有一个干部对他说：“好好干，入党提干都好办！”小刘真的拚命干起来。可是，两年过去了，他还是个“党外人士”。
本来自以为“前途光明”的刘世鸣，现在觉得一切都完了。薛晓明来到机枪一连不久，他就吵着复员。后来，《中国青年》开辟的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引起了他的注意，“人都是自私的”这句话深得小刘的同感，他讲出许多事情来证明这是有道理的。
战士们争论起来，有些人赞成，有些人反对，也有些人说不出什么。于是，大家来问指导员薛晓明。
薛晓明问大家：“黄继光、欧阳海的牺牲是为了谁呢？”一部分战士高声大喊：“为了人民”；薛晓明又问：“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适当强调个人利益呢？”战士们一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薛晓明接着讲起个人与国家、集体的关系。他从古今中外一些著名思想家关于人的议论，讲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讲到当今社会的经济条件和面临的一些困难。他时而以生动的故事引人入胜，时而又用哲理扣人心弦。刘世鸣一边听，一边点头，可还有点不服气：“从道理上来说，应该是先公后私，可现实生活中却有不少自私自利的人呀！”薛晓明立刻接过来：“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许多战士又接上：“要提倡先公后私的风尚。”
薛晓明微笑地看着大家。这场讨论的结论，已经由战士自己说出来了。
用知识去丰富战士的思想，用真理去陶冶战士的情操，这正是薛晓明政治工作的力量所在。薛晓明共有一千多张卡片。那上面有革命导师语录，一些国家的谚语和格言，古今中外一些人物的趣闻和科学知识。他用这些知识讲课，收效很好。讲自由和纪律这课时，他用了28个故事；讲《志向、职业、成功》这一课时，用了30个故事；这次讲道德修养，他用了51个故事。难怪战士们说：“听我们指导员讲课，好比看一场电影，最精彩的镜头永远忘不了。”
薛晓明，一个基层政治工作者，竟然做出了这么多创造性的工作，这对有些鄙薄政治工作，以为无所作为，无出路的人，的确是很有教益的。
薛晓明荣立了三等功，被树为“优秀政治教员”，最近被提升为副教导员。薛晓明在笔记本里记上了科学家居里的一段话：“对于某种新奇的现象，给它一种解释之后，许多人便接受了，但有思想的人却不满足，他们说一定还有可研究的地方”，用来鞭策自己，永不骄傲。
本报通讯员 陈政举
本报记者 凌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