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可以互相转化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群言堂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可以互相转化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 曹天钦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是互相依存又可以互相转化的统一整体。只要在合理的全面的规划下，研究方向对头，无论从哪一个环节着手，坚持下去，都可以迅速出成果、出人才。有些纯基础研究，只要有意识地注意联系实际，可以带生出实用的成果。纯应用的研究，不但要着眼于生产，还要提高科学水平，也可以带生出基础研究的课题。
基础和应用、理论和实际、学科和任务，是事物的两个方面，是互相依存又可以互相转化的统一整体。三十多年来，当我们比较正确地处理这些关系时，基础科学的研究、技术领域的开辟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就迅速。1956年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62年制定10年规划，都照顾了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因而使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但由于种种原因，过去常常把两个方面对立起来，一会儿偏到这边，一会儿又偏到那边，反反复复，使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基础和应用、理论和实际、学科和任务，只要在合理的、全面的规划下，研究方向对头，无论从哪一个环节着手，坚持下去，都可以迅速出成果、出人才。基础研究能为生产服务，应用研究也能产生新的理论课题。
我们生化所是一个主要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单位。在处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上，有许多经验教训。根据科学实践所走过的路，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不同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搞基础研究，只要工作人员有意识地注意联系实际，是可以带生出实用成果的。比如，人工合成胰岛素是纯理论性的工作。在1965年末，通过大协作，取得成功之后，我们发挥已取得的优势，除了不断革新合成的技术，积极进行合成更大的有生物活力的新蛋白质之外，还用半合成和蛋白水解酶反向作用，改变胰岛素分子的结构、研究胰岛素结构功能的关系和胰岛素与受体结合的实质等。在国际上站在最前列。这项基础研究使我们获得了多肽合成的经验，在为工业、农业、医药卫生事业服务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比如，在医药卫生方面，我们合成了用途广泛的多肽激素，象增血压素（乙型脑炎中毒引起休克的急救药物）、催产素（用于妇科催产）、垂体后叶分泌加压素（治尿崩症及咯血止血）、黄体生成素释放激素（用于下丘脑功能紊乱引起的月经失调、不育症、长期服用避孕药引起的闭经等症）、五肽胃泌素（诊断胃病类型）和胰岛素C肽（可用于鉴定糖尿病发病原因）等等。这些都经过鉴定，交付生产。
在渔业方面，黄体生成素释放激素及其类似物用于对青草鲢鳙等十余种淡水鱼的催情排卵，为水产部门解决了鱼苗供应问题。
理论研究对应用的促进作用，不是单方面的，实际工作也有反馈作用。在广泛联系实际的基础上，我们还发现许多新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在更广泛的领域中，多肽合成的基础，也使我们能够得以顺利开展对蛋白水解酶的研究和对该类酶与多肽在各种生理过程中调节作用的研究。这类研究的未来实际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种类型是纯应用研究，但工作人员不但着眼生产，还要提高科学水平，可以带生出基础研究的课题。比如，固定化酶的工作，从开始即以实用为目的。我们自1970年与生产单位密切协作，研究固定化酶的应用，现已有5’一磷酸二酯酶、青霉素酰胺酶和葡萄糖异构酶等几种在工厂推广使用。
在固定化酶的工作中，我们达到了实用目的，对此类工艺有所发展和创造，同时它对基础研究也起了不小的作用。特别是一些固定化技术，使用于亲和层析，为许多课题解决了提纯净化的问题。
另一件从实用目的出发的工作是肝癌的早期诊断。从1971年起，我们与很多兄弟单位协作，利用甲胎蛋白为指标，发展了一系列灵敏方便的免疫技术，在江苏启东和上海，短时间内普查了60万人，证实了甲胎蛋白对原发性肝癌具有早期诊断的价值。这些成果，在国际会议中很受重视。很多外国学者写信，同我们交流、联系。
在甲胎蛋白研究中，我们观察到许多现象，需要深入研究。比如说，甲胎蛋白的基因为什么在胚胎阶段是开放的，出生后即关闭，到患肝癌后又复开放？我们发现了甲胎蛋白的变种，分离了甲胎蛋白的基因，研究了甲胎蛋白对巨噬细胞的作用和肝癌的免疫酶标定位。我们还从找寻肝炎与肝癌的关系，进一步研究肝炎病毒，分离出表面抗原，研究了鸭肝炎病毒模型。这些由应用研究引出的有意义的基础研究课题，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出了努力的方向。
第三种类型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课题。1964—1965年，我们曾与微生物所协作，开始油菜花叶病毒的研究、我们又与农业研究单位合作，进行水稻黑条矮缩病和柑桔黄龙病的研究，由于十年浩劫没有及时总结报道，有些研究落在外国的后面。在过去的基础上，1973年我们成立了植物病毒组。从一开始，就遵循周总理的“在广泛联系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的指示，同国内许多省市的农业科研单位密切协作，鉴定了水稻普通矮缩病、枣疯病、柑桔黄龙病以及上海市几种蔬菜病毒病的病原，建立了反相血凝反应等灵敏的血清诊断技术，快速鉴定病苗、测定传毒昆虫带毒率、鉴定中间寄主，并将有关技术及经验交给农业研究单位。在联系实际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了多种病毒和类菌原体。这些新病原为进一步的生化研究提供了材料和线索。
第四种类型工作是在生产实践上已做出了成绩，需要科学工作者予以科学地说明，以便更加提高。比如，植物远缘杂交的问题。我国的农民和农业研究人员，通过广泛的实践，已经获得并小面积推广了一些远缘杂交的粮食作物。但是其中的机理没有弄清。
我们根据生物化学和分子遗传学的新进展，提出了基因片段整合的假设，并在实验上获得了初步证实。
第五种类型工作是从学科发展的趋向，看到某些领域联系实际的巨大可能性。比如遗传工程的研究，它既是近年来遗传学和核酸生化进展的产物，又有着广泛应用的前景，预示了工业、农业、医药卫生和国防上一些革命性的变化。在1977年之后，我们即组织人力，做开展这方面工作的准备。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制备了各种工具酶，建立了多种分离分析方法和核苷酸顺序测定及基因定位技术，以及基因扩增的技术。目前正初步试探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以便向把遗传工程应用于生产迈出第一步。
以上几种类型的例子，归结起来，无非是说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互为依存、互相转化的。尽管各个研究单位分工不同，在研究方向上各有侧重，但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都应当有意识地促进这个转化。过去那种硬把基础和应用、理论与实际分家、急功好利、揠苗助长、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形而上学的做法，既坑害了理论研究，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而摆正这两者的关系，按科学规律办事，稳定科学秩序，坚持下去，无论从哪个环节入手，都可以越做越活，取得巨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