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宋庆龄同志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痛悼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宋庆龄同志
钱俊瑞
1981年5月29日晚上8时40分，电视机屏幕上突然映出了“重要新闻”四个大字。我心里惊叫“坏了！坏了！”果然，我们敬爱的宋庆龄名誉主席与世长辞的公告发表了！我同千千万万对这位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无限崇敬和爱戴的中外同志和朋友一样，刹那间陷入万分悲痛的深渊。我走进自己房间失声痛哭了。
整整50年前，我由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的介绍，认识了宋庆龄同志。她那庄丽、深沉、坚毅、慈祥的仪表，她那温文尔雅、高瞻远瞩、不同凡响的谈吐，立刻把我这样一个革命青年吸引住了。从此以后，她便成了我崇敬的老师、领导人和战友。
“九一八”、“一二八”、民权保障同盟、和鲁迅、蔡元培一起欢迎肖伯纳、营救牛兰出狱、创办英文《中国呼声》杂志、“一二九”救亡运动、救国会、营救“七君子”出狱、悼念鲁迅逝世活动、文化界救亡协会，以及建国后的中苏友好协会，等等，等等，一桩桩，一件件，我们都在党的领导下，同时也在宋庆龄同志的教诲、鼓舞和支持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赢得了一个个胜利。
我在这里，只想回忆一件我亲身经历的有关宋庆龄同志作为卓越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历史事实，来纪念我们这位“国之瑰宝”、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
1936年7月，宋庆龄同志接到通知，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定于当年9月10日在巴黎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援助西班牙共和、反对佛朗哥的斗争和声援各国反法西斯群众运动的问题。
当时，宋庆龄同志担任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副主席，主席是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她那时住在上海莫利爱路旧居，国民党反动派对她监视极严，实际上并不能自由行动，所以无法出国。她和我们地下党联系，决定以她的名义，派我出国，一面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反法西斯委员会会议，一面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代表名义（当时我是文化界救国会党组书记），参加同年9月2日在比京布鲁塞尔召开的由英国西薜尔爵士主持的世界反侵略大会。
那年8月15日，她通过史沫特莱，把我安全地接到她的住所，把这个决定通知我，一共谈了两次。一次有胡愈之同志参加，谈得很简单。另一次她把专程来华请她去巴黎的美国反法西斯战士达德教授介绍给我。她用精湛流利的英语告诉我：“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的目标你是知道的，它反对德国纳粹法西斯，反对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反对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也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我们中国呢，还有个卖国独裁的法西斯。你说，这个法西斯我们应不应该反对？”我和达德教授同声回答：“当然要反对，而且要反对到底。”她就笑着对我说：“对，你说得对！所以你这次去巴黎开会，就要代表我把这层意思讲透：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不但要反对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还要反对日本军阀财阀的法西斯主义。他们都是凶恶的侵略者、压迫者。还有一个卑鄙残暴的蒋介石法西斯主义，它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出卖领土和主权。对于东方这两个法西斯主义，欧美各国人民还不很清楚。达德教授，你说是不是？”达德教授说：“是。这次钱同志出去，要把这点讲得充分些。”“是呀，”宋庆龄同志接着说，“你应当好好准备一下，多搜集些材料，并且同德意法西斯作个对比，指明它们的性质和我们对它们作斗争的任务。要说明我们在这里的斗争同欧洲各国人民的斗争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我们休戚相关。全世界人民都应该起来反对法西斯，反对压迫和剥削，挣脱自己的奴隶地位。”
说到这里，她转过头去问达德教授：“中国共产党最近发了一个宣言（指“八一宣言”）作了一个决议（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决议），我看很对，我完全赞成。你看过么？”达德说：“还没有。”宋庆龄同志立即说：“钱同志，你立即想法找一份给他，翻译给他听。如果找不到，你可以先把大意给他说一说。可不要把重点说错呀，说漏呀！”说着，她幽默地笑了。接着她又十分严肃地说：“我这样说，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达德教授也懂得一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达德教授比你年纪大些，钱同志，他斗争经验丰富，他这次陪你去，可以帮你很多忙。他了解了一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就可以帮助你，告诉你，在大会上，在小组会上，在个别谈话中，应该着重讲些什么，少讲些什么，那些东西可以不讲。因为他了解情况多，人头熟，可以帮助你说话时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效果好。” 接着，他转过头去对达德教授说：“你这次来中国是初次。你一定会发现中国的情形很糟很糟。但是，我劝你相信，中国的情形一定会好起来的。中国有个共产党，我看希望就在这里。你们美国朋友中有不少相当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比如史沫特莱、斯诺、葛兰尼契，他们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我看他们有眼光，有见识。他们也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和你虽然初次见面，但我相信，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她略停了一下，把话题转开，问达德教授：“听说你的父亲是美国现任驻德大使，是吗？”“是的”，达德说，“最近听说，他有点不想干了。”“为什么？”宋庆龄同志说，“我看还是干下去的好。在那里做大使可以了解法西斯德国的情况嘛。这次你陪钱同志去欧洲，就可以下飞机，到柏林你父亲那里，去亲眼看看那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回来做些报道。”
1936年8月底，我从上海经过海参崴到莫斯科，然后由达德教授陪同飞往柏林，住在他父亲那里，去看了国会大厦，进一步了解了所谓国会纵火案的真情和季米特洛夫同志在法庭上英勇斗争的实况。9月2日起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反侵略大会，9月10日起在巴黎参加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我们在这两个大会上做了不少工作，学到了不少东西。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根据党的指示，也是按照宋庆龄同志的教诲办的。我们还参加了巴比塞同志的丧礼，并代表宋庆龄同志送了花圈。
那次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是由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著名科学家朗日凡主持进行的。他们两位在会上多次赞扬宋庆龄同志对国际反法西斯运动，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罗曼罗兰曾经这样形象地描述宋庆龄同志：“你们以为我们卓越的副主席宋庆龄仅仅是一朵香满全球的鲜艳花朵吗？不！不！她是一头名副其实的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参加那次会议的法国共产党元老卡香同志紧握住我的手说：“假如宋庆龄这次能够亲自来到巴黎该多好呀！你们的国母不也就成了我们统一战线的法国的保姆了吗？”
我们在国外，无论到哪里，都深深体会到宋庆龄同志作为一位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她的威望是非常非常高的。全世界进步人民都熟知她，崇敬她，热爱她。
1936年11月10日，我经过苏联回国。第二天，我就去看望宋庆龄同志，向她作了欧洲之行的详细汇报。她连连点头称好，表示对许多国际友人的感谢。她语重心长地说：“你知道吗，最近国内情况十分险恶。救国会七位领导人被捕了，说不定哪一天你会遭到同样的命运。我看你最好写篇文章，报告出国做了些什么，光明正大。同时我建议你干脆到南京去一趟，找找冯玉祥、于右任、林森几位，向他们报告世界人民怎样同情支持我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来加强我们自己的信心。”我完全同意她的意见，立即在《现世界》杂志发表了一题为《我从国外归来》的文章，并到南京去会见了林森、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王昆仑等，还由李德全同志介绍我在女青年会作了“抗日救国与保卫世界和平”的讲演。在这些活动中，我都着重提到了宋庆龄同志的鲜明坚定的立场和主张。
宋庆龄同志对于同志的关心照顾，真是无微不至，而她的动机只是：一切为人民，一切为革命。
现在，我们敬爱的伟大革命战士离开我们了。但是，她将和一切伟大的革命家一样，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成为人们改造世界、推动人类不断前进的巨大动力！
巨星殒落东天边，
苦斗一生解倒悬。
挥泪竞奔长征路，
青松玉雪耀典范。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