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我生献中华——访美籍专家耿丽淑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我以我生献中华
——访美籍专家耿丽淑
孙乃 学春
五十多年前，有个来自美国匹茨堡的单身女子，活跃在上海的学生界和女工群里。这位容貌端丽、举止娴雅的女士，给自己取了个典型的中国名字，将大部分年华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她就是中国福利会顾问、宋庆龄同志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耿丽淑。
记者在上海中国福利会的办公室中访问了耿丽淑女士。她虽然已经85岁高龄，仍坚持每天上午到这里上班。
满头银发的耿丽淑向我们追叙久远的往事，时而陷入深沉的回忆。
她是个牧师的女儿，父亲曾经到过中国。年轻的耿丽淑向往我们古老的大陆，并立志从事妇女工作。1926年，她的愿望实现了。她30岁时，被全美基督教女青年会派来支援中华全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工作。
她回忆起对中国的最初印象说，她热爱中国的壮丽河山和悠久文化，同情勤劳善良的贫苦人民，尤其是妇女。上海女青年会学生部的工作，使她得以经常接触到一些学校特别是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的进步师生。这些接触使她能较深刻地了解中国劳动人民的痛苦以及他们谋求解放的斗争。她也以自己的特殊身份掩护了女工夜校的进步活动和工作人员。
这位正直、热忱的社会活动家同当时旅居上海的外国进步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斯诺、史沫特莱、艾黎、马海德、爱泼斯坦、邱茉莉、陆慕德、魏璐诗等人有的经常出入苏区，有的热情支持中国人民革命。和这些进步人士的经常聚谈使她深受教益，大开眼界，明白了中国前进的方向。
抗日战争爆发后，耿丽淑从同情和支持进步势力成为直接的参加者。她是宋庆龄同志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最早成员之一。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成立之后，派人来上海筹建分部，她是上海分部的秘书。
“保盟”的任务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与进步的事业争取国际上的舆论支持和物质援助。为了使国外了解中国抗战的真相，在香港用英文出版了《保卫中国同盟通讯》。耿丽淑经常与宋庆龄同志通信，将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和解放区军民英勇斗争的情况传递到香港，供《通讯》采用。这在当时的恶劣政治环境下，是担当一定风险的。在两年的通信之后，耿丽淑于1940年返回美国途经香港时，特地到同盟总部会见了宋庆龄同志，她回到美国仍担任同盟的秘书，继续宣传解放区的抗日事迹，并为解放区募集款项和物资。
1946年她重返上海时，“保盟”已迁到上海，改称中国福利基金会，她继续担任秘书，在基金会为解放区争取国际援助和为上海劳动人民开展文化福利活动的工作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47年底，她为办理养老金再回美国时，宋庆龄同志亲自送她上飞机，希望她再来中国。
后来，由于在一次集会上谈到中国革命，她被曾为之工作多年的美国青年会解雇了。1952年宋庆龄同志得知后打电报请她回来。当时中美还处于敌对状态。但是年近六旬的耿丽淑，出于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对新中国的热切向往，不顾种种阻挠，接受了宋庆龄同志的邀请，冲破重重封锁回到上海，担任中国福利会顾问。
在福利会工作的30年中，她事事认真负责，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在担任《中国建设》改稿人期间，她对每期稿件都仔细审阅，写出意见。在《中国建设》推广部的工作中，她想方设法为杂志的海外发行打开门路。中美建交前与美国无法直接联系，她就通过在香港的好友，从香港换上信封寄出。1956年以前，她还任教复旦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学院的英语课。她的学生至今谈起耿老师，还对她那诲人不倦的精神称赞不已。
在开展中外人士的友好交往和促进互相了解方面，她起了很好的桥梁作用。她是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的见证，外国友人都想通过她这个“老上海”和“中国通”来了解中国。她也善于以自己的亲身体会，用对比手法介绍中国的政策和成就，使人容易理解和信服。由于她总是“有求必应，有请必到，有问必答，有信必复”，同她联系的人就象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了。光是登记她接待外宾的记录，就是厚厚的一大册。宋庆龄同志接见外宾时，也常常约她陪见。通信联系更是不计其数。有人根据信封上的邮票约略统计了一下，证明这些寄交她的信来自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她朋友遍及五大洲，是毫不夸张的。写信人有些是老朋友，更多的是素不相识的慕名求教者，他们包括各行业、各阶层的群众。对于她数十年如一日的这个“人民外交家”的工作成就，她谦逊地笑着说：“我不过做了我所能做的一点事情。我是个平凡的普通人，也喜欢同普通人打交道。我能做这一点点工作，要特别感谢宋庆龄同志对我的帮助。是她这位杰出的、伟大的妇女，使我了解中国革命斗争的基本情况。她重视人民在革命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着重考虑人民的需要。她是我学习的榜样。”
她喜爱少年儿童，对他们关怀备至。为了使福利会所属少儿机构办得更好，她搜集国外资料，介绍国外经验。她经常到少年宫指导儿童们的课外活动，她还是少年宫英语小组的“顾问”。少年宫的小朋友都亲切地叫她“耿奶奶”。
这位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美国朋友诚挚地说：“有人问我为什么85岁还不显老。我说，中国政府对我照顾得很好，更重要的是我心情愉快。生活在这样的国度我感到欣慰，受到鼓舞……”。
这时，我们不由得想起她在85岁生日时说的话：“我要争取活到一百岁，为妇女儿童事业，为培养新的一代，尽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