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一）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一）
廖梦醒
我和宋庆龄同志初次见面，是六十六年前的事。那是1915年，在日本，当时我11岁。她刚和孙中山先生结婚，父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承志到中山先生家贺喜。她和中山先生结婚，是日本律师和田瑞先生作证的，结婚证书现在还保存在我国历史博物馆。自那时起，她待我和承志一直亲如子侄，我们叫她姑姑。
中山先生回广州当临时大总统时，我正在执信纪念学校念书。执信学校就在总统府隔壁，中山先生和夫人叫我每天到总统府他们家吃午饭。中山先生是吃素的，我们三个人吃四小碟菜。他爱吃素馨花、豆芽菜等，偶尔有些蛋类而已。
第一次北伐时，中山先生率师赴桂林，庆龄同志和我母亲合作在广州组织了一个出征军人慰劳会。那时我只有十多岁，她们让我担任会计，每天跑银行，管理各方的捐款，等到她们一同赴桂林去劳军，带走了全部捐款，我才继续上学。
1922年陈炯明乘中山先生赴桂林督师北伐之际，骗我父亲到惠州囚禁起来。陈炯明对北伐早存异心，说父亲是中山先生的“荷包”（即钱包），“锁起你的荷包，看你怎样北伐？！”中山先生赶紧从桂林回师讨陈，庆龄同志亦同行。陈炯明竟丧心病狂深夜火烧总统府，想把中山先生夫妇烧死在观音山。中山先生的卫士长马湘和黄惠龙为了中山先生夫妇的安全，催促他们赶紧逃出总统府。庆龄同志考虑到中山先生带着她，势必惹人注目，反使中山先生难以逃脱。于是她坚持自己留下，请中山先生先走。中山先生又不忍心让她一人留下，两人相持不下。天渐渐晚了，火势越来越大，陈炯明的包围圈也愈缩愈小。最后中山先生不得不穿上长衫扮成中医，令两个卫士长一个跟随自己，一个留下伴送庆龄同志。庆龄同志待中山先生走后很久，才穿着一套女工的服装逃出观音山。由于紧张和劳累，到达岭南大学钟荣光家她就流产了。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生产。
1924年国民党宣布执行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庆龄同志和我母亲一直努力维护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因而后来周恩来同志说：“国民党还有什么人？只剩了两个女人！”
孙先生和我父亲去世之后，国民党右派背叛三大政策，屠杀共产党员，国共合作破裂。庆龄同志与鲍罗廷夫妇、陈友仁等人离开中国到了欧洲。那时我正在法国，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我父亲，母亲怕国民党当权派心狠手辣会斩草除根，把我送到法国，弟弟到德国。庆龄同志到法国后约我到她的住处见面。谈话时，她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当时我已和少石同志订婚，但还未入党。我回答：“不是。”她说：“当共产党是件好事，你何必否认？”可见当时她对党已很有认识。
1930年少石同志接受任务到香港建立联系苏区中央与上海中央的交通站，我便回国与少石同志结婚，婚后赴香港在交通站工作。庆龄同志因奔母丧亦回到上海，从上海寄了一个马尾毛编织的手袋给我，并嘱我如赴沪一定要去看她。1934年香港交通站被破坏后，我到了上海，又与她相见。一次她宴请萧伯纳、史沫特莱、鲁迅、蔡元培等人，但拍照时，她因知道我已入党，不便拍照，便没有让我参加。
在上海时期，庆龄同志尽力帮助地下党和接近党的民主人士。陈赓同志被捕，庆龄同志亲赴南京营救。起初蒋介石坚持要杀，庆龄同志骂他说：“陈赓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东江之役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哪里去了？”蒋介石被她骂得俯首无言，只得让庆龄同志把陈赓同志带走。
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为了宣传抗日、主张国共合作，被蒋介石特务逮捕，囚禁于苏州。庆龄同志带着行李去苏州营救，打算如营救不成就与七君子同入狱。
1937年日寇占领上海，庆龄同志转移到香港。白求恩过港赴延安时，承志、邓文钊与我组织了一个加拿大医疗小组，但苦于声望不足，迄无建树。乘庆龄同志来港，便发起筹组保卫中国同盟，由庆龄同志任委员长，邓文钊任财务主任，我任办公所主任兼秘书。工作人员起初只有我们几个及爱泼斯坦等人，任务是出版刊物，介绍八路军和延安解放区，为他们向海外人士募集捐款和医疗器材。我们支援过的机构有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延安洛杉矶托儿所、中央医院、鲁艺、抗大等。后来邹韬奋、金仲华、陈君葆、许乃波等都陆续参加工作，保卫中国同盟在西摩道设了一个办事处，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迁渝办公。
在港期间，有个汽车商人捐了一部大型救护车，庆龄同志把它送往延安，随车还有几名支援解放区的外国医生。这车大小象公共汽车，灯水齐备，还有手术床和七张病床。送车证给庆龄同志那天，我们都到场观礼，许多记者来采访，报纸纷纷刊登消息照片，引为一番盛事。保卫中国同盟常把一卡车一卡车的医疗器材和药品托外国友好人士送往延安。但这些宝贵物资常被国民党军警无理没收。有一次国民党在陕西三原没收了我们募捐的三卡车医疗器材，包括外科手术用的胶手套、Ｘ光机等。多年来我一直在想，假使白求恩大夫及时收到这些胶手套，也许不致于感染破伤风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