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二）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二）
廖梦醒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庆龄同志到了重庆，随后周恩来同志把我调到重庆，不久爱泼斯坦夫妇也来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转移到重庆，任务依然是给边区军民募集捐款和医疗器材。国内外不少人仰慕孙夫人，有些人就是为了得到她在捐款收据上的亲笔签名而慷慨解囊的。当时胡宗南部队封锁陕甘宁边区，边区缺医少药。有一次，国外捐来一架大型Ｘ光机。那时能飞到延安去的只有美国军用机。可是这部Ｘ光机体积很大，搬不进舱门。我请示恩来同志，他叫我去跟庆龄同志商量。庆龄同志让我去找史迪威将军的杨副官。那是一个夏威夷华侨，深得史迪威信任。我把情况说明后，他立刻报告史迪威将军。史迪威将军向来钦佩孙夫人，一口答应帮忙。他怕夜长梦多，下令马上改建一架军用飞机的舱门，把Ｘ光机装进去就飞往延安。
那时保卫中国同盟的办事处就设在庆龄同志家里，房子周围有国民党特务监视，家里也有国民党派来的“听差”，庆龄同志实际上并没有与人交往的自由。但是她一直与周恩来同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我充当他们之间的联络员，自己则总是深居简出。有一次，是1943年，《新华日报》创刊五周年，在化龙桥报馆的操场上举行庆祝活动，庆龄同志也出席了，邓大姐亲自陪她观看演出。记得节目中有秧歌剧《兄妹开荒》，荣高棠同志参加了演出。因为庆龄同志很难得有机会来到自己人中间，所以这一天她特别高兴。
1945年秋末，少石同志在重庆遇难，遗体停在市民医院。庆龄同志异常悲痛，亲自去医院看我，还在灵前献花吊唁，到了安葬的那一天，又为少石同志执绋。她安慰我，叫我节哀，并叫我不必急于去上班，好好休息一下。恩来同志便把我和女儿接到红岩，使我能暂时回到革命大家庭中。同志们的温暖和关怀，帮助我在悲痛中坚强起来，尽快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这时，抗战胜利已有几个月，庆龄同志要回上海了。恩来同志和我谈话，叫我作好准备，随后就去。这样，保卫中国同盟迁到上海，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它除了继续募捐款项与医疗器材给解放区外，还办了儿童剧团（为了收容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儿童）、儿童图书馆和识字班（后来发展成为少年宫）、妇幼保健站（后来发展成为福利会儿童医院）等。鉴于国民党统治下很多进步文化人生活贫苦，1948年庆龄同志发起了一个援助贫病作家的中秋赏月会，有跳舞、猜灯谜及其他各种游戏，公开发售入场券，收入所得全部分送当时在上海的贫病作家。除现金外，送给贫病作家的还有帆布床、面粉和澳洲捐来的毛毯。这些援助虽然菲薄，但对当时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贫病作家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当时蒋介石政权已摇摇欲坠，更加疯狂镇压革命人民。对于这点庆龄同志是很警惕的。当时有一位同情我党的朋友倪裴君知道国民党要抓一批地下党员，她把黑名单透露给我，我立即把情报送到党的一个联络点。不料很快我自己也上了黑名单。一天庆龄同志告诉我说：“你也上黑名单了，赶快走吧。”我于是通过地下电台请示恩来同志，恩来同志指示我迅速转移，庆龄同志便立即让一个外国朋友出面为我购买船票，把我送到香港。
北平解放后，我和母亲从香港到了北平。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快要开会了。毛主席和恩来同志写了信请庆龄同志来京，并派邓大姐和我去接。到了上海，邓大姐叫我先去看她。
庆龄同志说：“北京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我说：“北京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接你。”
几次交谈之后，邓大姐把庆龄同志说服了。8月底我们乘车北上。
9月1日，庆龄同志车抵北京。在月台上，毛主席、朱德同志、恩来同志都来了，我母亲也来了，都来迎接她。当天晚上，毛主席宴请庆龄同志，大家畅谈甚欢。我亦恭陪末席。
全国解放后，我不再担任庆龄同志的秘书，和她接触的机会就少得多了。不过我们依然一直保持通信联系。
十年浩劫期间，虽然她得到党和人民的保护，但仍然受到不少干扰。隔邻的两个机关不停地放大喇叭打派仗，吵得一贯爱好清静的庆龄同志心神不安。1966年7月的一天，她忽然派人来叫我立即去一趟。到了她家，她告诉我她父母在上海的墓地被红卫兵砸得稀烂，还给我看了照片。庆龄同志是很爱她父母的，这件事使她心里十分难过。她要求我立即把照片送交邓大姐。总理知道后说，此事一定要妥善处理。墓地很快修复了，还重立了墓碑。不久邓大姐叫我把墓地修复后拍摄的照片交给庆龄同志看。对于周总理在那困难时刻为她做的这件事，她表示十分感激，永生不忘。
那天庆龄同志还对当时红卫兵要所有妇女一律剪短发表示不理解。她说：“我不要剪头发。”原来，庆龄同志的母亲临终时，曾要求女儿永不剪短发，所以她们三姐妹都梳发髻，始终遵守当时所作的诺言。
后来，我们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1972年9月1日我的母亲何香凝半夜去世，承志打电话告诉庆龄同志。次日天刚亮，她就到了北京医院。她是向我母亲遗体告别的第一个人。那时，她行动已经不太方便，我想，这两位并肩战斗达半个世纪的老朋友，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了，希望她健康长寿，继续为人民的事业奋斗。
今年年初我因病住院，二月份出院后还接到她的来信，说知道我出院很是高兴。没想到三个月后她就永远离开我们了。
庆龄同志一生支持进步事业，伸张正义，为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在中山先生去世，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她坚决站在人民一边。这在国民党反动派骂我党为“匪”，很多人不明真相的历史条件下，其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其作用是无法代替的。庆龄同志的英名将永垂青史，与人民的事业长存！
庆龄同志，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