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龄同志，感谢你的救援！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庆龄同志，感谢你的救援！
刘尊棋
1932年底，我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在北平的号称“反省院”的陆军监狱里受着非人的折磨，已经一年有余。买通个别看守人，还是可以偷偷得到剪成一条一条的报纸。我看见了上海成立以宋庆龄为主席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且出版英文机关报《中国论坛》的消息。我就和狱中薄一波、刘澜涛等同志商量，可否由我写封信给宋庆龄，揭露狱中对我们的残酷迫害，呼吁改善待遇，出狱抗敌。支部同意后，我就写了一封英文信给她，买通看守人寄出。信中痛陈我们这些青年人个个带着几公斤重的脚镣，锁在牢房里，饮食十分恶劣，缺医少药，不得看书读报，迫切要求释放出狱，上前线抗敌救亡；关在狱中时应该受到合乎人道主义的政治犯待遇。
不久，《中国论坛》报果然刊出了这封信，而且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理事会在宋庆龄主持下通过决议，派同盟的秘书长、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杨铨（杏佛）到北平调查实况，进行营救。杨杏佛到北平后，偕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盟的负责人胡适和成舍我（《世界日报》社长）一道，首先见了当时的平津军政首脑张学良。张派他的外事秘书王卓然陪同他们三人视察了我们的监狱。
我们的牢房是两长条单层对门的小屋，中间是通道。每间牢门上着锁。人头高处有一个可以开关的窗口，窗口上有一个纸牌，写着室内犯人的姓名。他们一个个看了这些姓名牌，走到我的牢门窗口时停了下来，唤我的名字。我走到窗口，看见一个身穿黑色斗篷的人，他用英语问我是否写过信给孙夫人。我说写过。他说他就是奉孙夫人之命来视察北平政治犯监狱的。我说我们实际上受的不是政治犯待遇，而是比普通犯人更坏的残害，这是你亲眼看见的。我越说越情不自禁地高声申述我们没犯任何罪，我们只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他（后来我知道，就是杨杏佛）点着头，以极同情的口吻对我说：“我们知道你们无辜。我们一定促请当局改善你们的待遇。”他说完后，另一位来者（后来我知道，即王卓然）又和我说了几句，也用英语，要我耐心些，表示要尽力改善我们的生活状况。
在这一番不寻常的谈话后，监狱对我们的生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减少我们“放风”的次数，不许我写家信了。
但是，在大约三个月后，即1933年5月30日，我终于被释出狱。当时正是张学良被蒋介石勒令把平津军政大权交给何应钦，他自己“奉命出洋考察”的前夕。张向他身边的人问有什么事要他办的没有。王卓然就把孙夫人派人视察监狱、要求释放一些爱国青年的话，报告给他。张当即叫他写个报告由他签批了。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利用我和少数别人无条件释放出狱一事大作文章，挑拨诬蔑。在十年动乱中，我受“四人帮”迫害关在洞庭湖中一个孤岛上时，同样遭“四人帮”诬陷、关在北京的监狱中的王卓然，为了证明我于1933年5月的确是无条件获释，曾以82岁的高龄，用蚕豆大的字写了十一张纸的材料。正是由于王卓然写的这份证明材料，我才在打倒“四人帮”后复查时，被摘掉“叛徒”的帽子，平反了长期的冤案。
1944年夏，在重庆为一个外国友人举行的酒会上，我遇到孙夫人，提到1933年我得到她的救援而获释的事，表示感激之情。她微笑一下说，“那可不是我个人的力量。”
我现在回忆这段往事，心情十分沉重。四十七年前奉宋庆龄之命由沪来平向我伸出救援之手的杨杏佛先生，回上海不久就被蒋介石特务暗杀在街头，饮弹逝世。仗义保释我出狱的王卓然先生（解放后由海外回国任国务院参事），在写了我的证明材料后20天，于1975年1月30日含冤瘐死在“四人帮”的囹圄中。现在为革命和正义战斗终身的、为全中国和世界人民敬爱的宋庆龄同志，竟也溘然仙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