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生活散记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延安生活散记
赖春风
我是1937年抵达延安的，至1944年10月跟随王震同志南下，在延安共度过了八个年头。当年壮壮实实的大小伙，如今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但是，延安的一草一木，延安的许多往事，几十年来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炮兵”的喜悦
在延安的火热生活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那些日子。
我们到延安的头两年，还可以吃到一些从西安来的大米、“洋面”，每人每年也能发上一套从西安来的灰布军装。但到了1938年底、1939年初，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国民党对内反共、对外投降的方针已经逐步公开化，他们开始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了。经济上、生活上的困难，严重地威胁着延安，威胁着革命。既要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又要担负起抗战的重任，还要对付与国民党的军事磨擦。这就是当时延安面临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怎么办？党中央、毛主席断然决策：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就是这样开展起来的。
当时，我在延安留守兵团保安部队教导营任营长。这个教导营的主要任务是训练红军时代的营连排干部。全营有六百来人，驻在安塞县龙安镇。头一年生产，留守兵团给我们营的任务是种地三千亩。说是种地，其实并没有现成的地可种，全都要开荒。陕北这个地方，地多人少，荒山野岭有的是。但是，要把这三千亩地一寸一寸开垦出来，并且当年就要种上各种作物，这确实不是容易的事。
我们的干部和学员，虽然大都是农民出身，而且不少人扛枪已有好些年头了，手脚并不娇嫩，但是，对于连续的大面积开荒，许多同志都不怎么适应，还没干两天，大家就感到腰酸、背痛，有的同志胳膊红肿了，更多的同志手上起了泡。开始是水泡，后来竟变成了血泡。起了泡的手碰在硬梆梆的?把上，?头再碰到荒地上，那滋味真不好受。但是，大家的生产热情都很高，没有叫苦的，也没有当逃兵的，在向荒山野岭进军的战场上，流行的还是那两句话：重伤不叫苦，轻伤不下火线。每个同志的手上都起了很多血泡，有的同志风趣地说：“我们从步兵变为‘炮兵’了，一个人就是一个‘炮兵班’，全营就是一个‘炮兵师’，胡宗南我们都不怕，还愁三千亩地拿不下来？”“炮兵”们天天坚持天不亮就起床，中午在山上吃饭，下午天擦黑儿才回来，一天起码在山上干十个钟头。有的同志累得腰都弯不下去，胳膊都抬不起来，他们用热水烫一烫，用热毛巾敷一敷，第二天又接着干。开始，我们开荒的进度老上不去，有的同志一天只开三、四分地，到后来，我们平均开到八分地以上。
待到“炮兵”们手上的泡磨成老茧时，分布在好几个山头的三千亩地已经绿浪荡漾了。那一年，我们种了一千五百亩谷子，三百亩高粱，五百亩黄豆，七百亩荞麦，全都获得了好收成。秋收之后，我们的生活获得了明显的改善，有了粮食，吃饭不用愁，而且还喂了不少猪、羊和鸡。节假日或是星期天，我们还可以吃上一顿肉呢。当大家看到昔日的荒山野岭如今一片丰收景象时，当大家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果实时，都沉浸在胜利的欢欣中。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克服经济困难的希望，而且给我们展现了美好的前景。
拾粪路上
1941年底，我从陇东军分区调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延安的学生生活，也是别有情趣的。在部队，是一边打仗，一边生产；在党校，则是一边学习，一边生产。我们每个学员都分了一小块地，除了完成学习任务外，种好这块地，就是我们经常要操心的事情了。为了使自己分到的地能结出更多的果实，每个同学都不知洒了多少汗水，想了多少办法。其中，最费心思的，要数积肥这一项了。因为，党校这个地方，挨着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单位很多，人员很集中，有一点肥，互相都“抢”，动作慢一点，就叫人家给抢去了。因此，我们常常是天刚蒙蒙亮就起来拾粪。如果哪一天我们能拾到一筐半筐粪回来，那我们连续几天的情绪都会很高。粪，是庄稼的粮食，也是我们延安党校的学生求之不得的宝啊！
第二年开春的一个早晨，天气阴冷。我和几个同学以为这样的大冷天，拾粪的人可能不多。所以，我们起了个大早，抢先到延河边一带拾粪。我们的手都冻麻木了，手上的铲子很不听使唤，一堆粪，常常要来回铲好几下。实在冻得不行了，我们就两手合起来，使劲搓几下，放在嘴上哈几口热气，再接着干。正当我们拾得起劲的时候，突然，在朦胧的曙色里，迎面走来一高一矮两个人，他们也在干着同我们一样的活计。
“你们是哪一个支部的？怎么腿这么长，跑到我们的前面去了？”我们当中，一位同学用开玩笑的口吻大声说。
“我的腿是长一点，大个子嘛，腿当然就长，但总比不上你们年轻人眼尖、手灵、脚快呀，你们是全面的优势嘛！”
好熟悉的四川口音。“啊，总司令，是前几天刚给我们讲课的朱总司令！”我旁边的一位同学真是眼尖，首先认了出来。
我定神一看，果然是朱德同志，只见他穿一件灰色粗布上衣，打着绑腿，一手提筐，一手拿铲，站立在凛冽的寒风中，后边站着他的警卫员。我们跑步迎了上去，“总司令早。”同学们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声。
“你们比我更早嘛，看，你们都拾了半筐了，我才拾了一点点。”总司令微微一笑。
有位同学伸手去夺总司令手里的粪筐，想往他的筐里拨点粪，总司令忙说：“使不得，使不得，那我不成‘剥削户’了？地主剥削农民的粮食，我当总司令的剥削战士的肥料，这多难听。”说完，总司令大笑起来，在寂静的黎明里，他那爽朗的笑声更加响亮。
看到总司令那么大年纪，还同我们一样拾粪，我心里真过意不去，就说：“总司令，您事情那么多，大事情都操劳不完，就不要来拾粪了，什么时候需要肥料，只要通知我们一声，我们就给您送去，或者让警卫员到我们党校来挑，都行。”
总司令严肃地说：“那怎么行？哪有当总司令的就不能拾粪的道理？我们大家都是农民出身，这些活在家时都是干过的嘛。这些年忙于行军打仗，好久没干庄稼活了。现在国民党逼着我们搞生产，我们就要上下一起来干，同心协力克服困难。再说，我这也是积肥、锻炼相结合，一举两得嘛！”
听着总司令亲切的话语，想起我们在杨家岭礼堂听报告时，看到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所住的窑洞前的菜地里，各种蔬菜瓜果常常是长势喜人，南瓜又圆又大、西红柿又鲜又红……，我们都被深深地感动了。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就是这样，凡是要求战士做到的，各级领导都带头，上至主席、总司令，统统如此，没有什么特殊的。在生产现场上，如果不认识，你还真认不出谁是官，谁是兵呢！
油灯与纺车
我是在延安成家的。那时，我们的家非常简单，除了一床黄布被子之外，我们的财产，就数那盏煤油灯与那台纺车最令人心爱了。因为，它们与我们相依相伴，度过了许许多多战斗的夜晚。
在1939年的大开荒取得可喜成果之后，党中央向陕甘宁边区进一步提出了自给自足的口号。所谓自给自足，就是吃饭、穿衣以及生活上的其他必需，基本上要靠自己动手来解决。这样，生产运动便由开始的全力以赴开荒种地转入“男耕女织”的合理分工。当时，我爱人黄海云在延安联防司令部卫生部工作。本来，根据她所担负的任务，她是可以不参加纺线的。可是她想，别人能自给，我也要自给，能自给多少是多少，总不能光吃别人、穿别人的。她专门从老百姓那里买来一台土制的旧纺车，放在家里，一有空就纺起来。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在我们的窑洞里，在用墨水瓶改装的煤油灯的微弱灯光下，那架纺车总会“吱呀吱呀”地响起来。她在一旁纺线，我在一旁捻羊毛线，需要时，互相换一换，我替她摇摇车，她帮我捻捻线。在延安的许多夜晚，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当时，有纺车的吱呀声飘出来的，又何止一家？敬爱的周副主席也在纺线线呀！多少灯光黯淡的窑洞里，同时奏着这战斗的劳动乐章。
我在延安党校学习期间，平时很少回家，只能在星期六回来。我每次回来，迎接我的常常是那架纺车奏出的欢迎曲。当时，我们互相是这样共勉的：我在党校，学习、生产要当先进；她在卫生部，工作不能落后，每天还要纺三到四两线。一般情况下，纺不到这个数量，她总不肯休息。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因为党校有活动，我回来得晚了一些。以往，我远远就可以听到有节奏的纺车转动的声音了，可是那一晚，我什么也没听见。我推门进去一看，吓了一大跳，只见黄海云同志头倒在纺车上，昏睡过去了，灯光下，她的脸色苍白、憔悴。当时，她已经怀孕六、七个月了，吃不好，睡不好，加上劳累，身体就支持不住了。她在怀孕期间，一直坚持着纺线，并且纺出了上等线。此外，她还挤时间织了一些手套和毛袜。
这样的事情，在延安是不值一提的，因为哪一个在延安生活、战斗过的革命战士，不是这样过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