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和农民兄弟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通讯

县委书记和农民兄弟
来安县县委书记王业美，1978年调到来安以后，结识了很多农民兄弟。这些农民中间，有种田把式，养蜂、养鱼能手，“五保”老人，生产队长，城市下乡知识青年，等等。他们有事就喜欢到王业美家坐坐；王业美在工作中碰到难题，也总要下乡去找这些农民兄弟们聊聊。
在安徽省来安县，了解县委书记王业美底细的人清楚：他籍贯山东，排行老五，今年58岁，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早在旧社会就饿死了，另一个哥哥去年病故，老家只有一个姐姐。可眼下常到他家来的却有不少“兄弟”：王福山、孟老五、顾宏成、尹道仓……，他们中间，有种田老把式，养蜂、养鱼能手，“五保”老人，生产队长，城市下乡知青，等等。其实，这些都是他1978年底调来安县以后结识的农民兄弟。
和农民坐在一条板凳上
王业美刚上任，就遇到这样一件事：烟陈公社有个魏郢生产队，群众自发地实行了“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得到了公社党委的支持，但县委有的负责同志却认为这是“胡来”，责成公社党委限期“纠正”。王业美没立即表示支持还是反对，就到魏郢生产队了解情况去了。他亲眼看到这里分组作业、联产计酬后，群众干劲倍增、工效提高的感人场面，他说，这样干比“大呼隆”好，我支持你们。回到县里，他又在县委常委会和公社书记会上，公开肯定这种做法可以试行。实践的结果：魏郢大旱之年大增产，成为当时全省较早地搞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典型。
这年10月的一天傍晚，王业美在路上遇到十二里半公社党委书记王永明，他反映全社最落后的前郢生产队，社员提出要搞就搞“包产到户”。王业美感到这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件大事情。没隔多少天，他来到前郢，挨家挨户访问。访问的第一户是在农村安家的上海知青九妹家（学名张惠芳，在姊妹中排行老九）。全家五口挤住在十分破陋、低矮的小草屋里，几根树棍支撑着快要倒坍的土墙，床上一团破棉絮里睡着三个孩子。“被子呢？”九妹哭着答：“只有一条，让丈夫抱到牛房里去了。”“还有多少粮食？”九妹指着底朝天的小泥囤，哭得更伤心了。王业美安慰说：“别哭了，我找有关部门给你家解决困难。”九妹哽咽着：“上级对我家够关心了，可老是批钱、批粮的，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啊！”王业美说：“我这次来，就为了和你们商量怎样从根本上摆脱困境的。”“那最好是答应我们搞包产到户，再苦再累我不怕，就怕穷拖下去看不到出路。”
来到社员齐金德家，老王见他夫妻俩带着十个孩子，就问：“你家孩子小、劳力少，也愿意搞‘包产到户’？”老齐答：“一搞包产到户我家劳力就多了！”“为什么？”“大呼隆干活，孩子想干，队里也不让。包产到户，孩子就都能出点力，不能干重活干轻活，‘是个蚂蚱也能咬棵草’啊！”
王业美把全队社员召集到一块开座谈会，分析情况。王业美说：“只要你们认为‘包产到户’这个办法好，就先试试。”愁眉苦脸的男女社员顿时有了喜色。以后，老王成了他们村的常客，一年内竟去过八九次。
没有不透风的墙。前郢搞包产到户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有的生产队偷偷学着搞起来。王业美发现后，没有责备他们，更没有去“纠偏”（群众愿意干总有一定道理），而是热情地引导他们搞好。1979年秋，结果出来了：全县在多种灾害袭击下，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4 ．4％，其中实行包产到户的队增产37．1％，搞“大呼隆”的队减产6．7％。前郢生产队过去粮食最多收过六万多斤，包产到户头一年竟猛增到十二万多斤。
难道共产党的干部还不如唐知县！
王业美没料到，他刚刚到来安县51天，就有人告到地区、省委去了。“状词”说，来安县来了个王业美，一来就搞分田单干。有人预言：王业美就要犯大错误了！
听到满城风雨，王业美的老伴也沉不住气了。她说：“咱又不想升官，这么大年纪何必去冒风险，让人担惊受怕？”老王说：“唐知县说过‘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难道共产党的干部还不如唐知县！”
他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就赶紧下乡去，看看农村生气勃勃的形势。耳听农民兄弟倾吐着心声，他心头的闷气就消散了。他到县城外四五里的头墩生产队，去找从淮北讨饭到这里，去年“收粮两万五”的孟老五，老孟告诉他：“俺农村刚刚才过上两天舒坦日子，不能再变回去！”社员托人带信给王业美：“王书记要是为‘包产到户’犯错误，我们老百姓都去给你讲情！……”王业美感激农民给了他力量和勇气，他在心里这样想：多么纯朴善良的农民兄弟，只要你们都能过上好生活，我王业美不怕犯错误，不怕丢掉乌纱帽！
还值得提出的是，当时全党全国人民深入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也使王业美不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高了认识，坚定了面对现实、立志改革的信心。当时省委领导也多次强调：只要能“三增”（即社员分配、集体积累和对国家贡献三增加），什么办法都行，“包产到户”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上级领导的求实精神鼓舞了他。当年全县夏收的好形势又进一步肯定了包产（包干）到户责任制是正确的。夏收后的县委常委会，思想很快统一起来了，会上制定了“县委工作十二条”，明确指出：凡是群众乐意搞的责任制，不管哪种形式，任何人不得阻止；凡是群众不乐意干的，任何人不能强迫。
走，到王书记家作客去！
八十年代第一年，来安县农业又是大丰收：粮食总产比上年增产15％以上，集体积累比上年增长30．4％，向国家交售粮食超过任务20．6％；棉花、油料等多种经营都有较大增产。出现了“六多”：粮多、钱多、做新衣多、盖新房多、杀年猪多、买高档商品多的景象。农民兄弟带着丰收的喜讯到县委书记家作客了。
烟陈公社上王庄生产队社员王福山告诉记者：去年以来，他到王业美家作过几次客。如去年底，他和侄子王金友带着全村乡亲们的嘱托来问县委书记“明年怎么干，政策变不变”？得到满意的回答；今年3月初，他哥哥王福元，想趁农闲同他进城开开眼界，逛逛县城，顺便到王书记家作客。老王和老伴一起下厨房，感动得王福元没法说。他向王业美提起解放前他父亲到县衙门打官司被县官打个半死等往事。老王说：“旧社会，咱们都是一根藤上结的苦瓜；现在虽然分工不同，可还是亲兄弟啊！”王福元高兴地直点头。
其实，去王业美家作客的何止王福山弟兄？如“五保户”老唐头、上海知青九妹等都多次来向王书记报告过农村的大好形势；农民仰孝友来向王书记谈过自己养鱼致富的“经”。养蜂能手顾宏成，第一趟去老王家兴冲冲地从怀里掏出一瓶蜂蜜，送给老王。王业美收敛笑容，批评道：“老顾啊，快把它收起来，见了你本来该高兴，可你带这个来，我就要生气了！”顾宏成以后找王业美，再不带东西了。
本报记者 张传宣
本报通讯员 刘汉章 贫云东（附图片）
王业美同志在田间和社员交谈。
邹晓利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