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研究方法论的一点看法——读《反杜林论》哲学篇札记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读书札记

关于历史研究方法论的一点看法
——读《反杜林论》哲学篇札记
沈志华
恩格斯在揭露和批判杜林的思想体系时，首先抓住了他的方法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杜林认为，在哲学研究中，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的原则，即一般的世界模式总是走在前面；而哲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即应当运用这些原则研究的对象——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则按其从属次序跟在后面。这就是杜林的“原则在先”的方法论，即从原则出发的研究方法。与此相对立，恩格斯认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反杜林论》第32页）
从根本上说，历史研究同其它科学领域的研究一样，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即从史实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和从原则出发的历史唯心主义方法论。本来，随着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史学界的普及和提高，人们是可以逐步掌握正确的方法论的。可是，历史往往捉弄人，在我们的史学研究中，历史唯心主义方法论竟在一段时间内占据了统治地位，比如从主观政治目的出发，把历史变成一部供政治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但是，抽象的原则，甚至也经实践证明是真理的那些“原则”，是否就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呢？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能否成为走在历史研究前面的原则或模式呢？就人类思维方式的发展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伴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科学的思维方法，是对一切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具有某种合理性的思维方法的继承和总结，是迄今为止人类最高的思维方式。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杜林的走在研究前面的“原则”与恩格斯、列宁的作为研究的指南（或方法）之间的本质区别是不难理解的；前者是为研究的具体结论预先设计或提供的模式，而后者不过是为研究者探究具体结论而提供的指导方法。
既然原则来自实践，那么当能够确定原则已被实践的发展抛在后面的时候，就应该根据实践的新发现去修改原则，而不是拘守原则。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思维方式本身也同任何事物一样是不断发展的，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至于某些具体方法能够在历史研究中应用到什么程度和范围，当然是可以讨论和试验的，但是我们决不能一看到某种新的研究方法，就斥之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就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所不能容忍的。这至少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苏联五十年代对控制论进行批判和排斥所导致的恶果，是很值得我们引以为鉴的。
马克思主义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进行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或指南，“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末，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反杜林论》第88页）
总之，一方面我们必须记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进行历史研究必须掌握和运用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要求的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记住，同样是马克思的教诲：“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0页）忘记了这两点，即使我们踏进历史科学的门槛，恐怕也难以走出这气象万千、变化莫测的迷宫。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