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上群众前进的步伐——吉安地区干部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中的思想变化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跟上群众前进的步伐
——吉安地区干部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中的思想变化
在老革命根据地江西省吉安地区，目前有52．3％的生产队实行了联产到劳、大包干、包产到户等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据宁冈县对353户搞大包干的调查，1980年绝大多数户增产效果显著。群众满意地说：“联产如联心，大家都操心”。但是，有些干部，却有不同看法。吉安地委的同志说：“对这些不同形式的责任制，当时说什么的都有，争论可激烈了。归结起来是对实行责任制和实行责任制后的形势怎么看。”
“跟不上形势的是自己”
听说莲花县责任制搞得比较好，我们决定去莲花县采访。县委书记宋宜雅见面第一句话是：“对包产到户、大包干，开始我思想上不通。”“3月初在县党校上党课，我还严厉批评少数党员带头搞包产到户，就是搞单干。”“在地委召开的一次会上，我提出过：到底是我跟不上形势，还是形势跟不上我的问题”。他说，自己原来连对包产到组，思想也不通，去年群众要求强烈，全县60％的生产队都搞了这种责任制，自然灾害虽然很多，仍然继续增产，全县第一次摘掉了吃返销粮的帽子。在这种情况下，就希望把包产到组责任制稳定一个时期。后来，党中央文件的精神，地委的意见，都提出有些地方可以搞包产到户、大包干。我想，这不是刚吃了几天饱饭又折腾吗？3月中旬，宋宜雅根据地委负责同志的意见，到群众中作调查研究。他了解到从去年开始，有的地方就偷偷搞了包产到户、大包干。升坊公社丰年大队六队，六户人家，是个穷队，每年要吃返销粮一千多斤，工分值只二、三角钱。去年搞包产到户，粮食增产57％，人均收入达到141元，第一次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宋宜雅在调查中，还发现产量低、收入少、干部多吃多占、特殊化严重的生产队，群众更迫切要求搞包产到户、大包干。象高洲公社，欠国家贷款近66万元，124个生产队，平均每个队欠款5，319元，每户欠款268元，每人欠款52元。这样的社、队靠“国家付钱，农民种田”，不贷款就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宋宜雅深情地说：“群众要求放宽政策，象我们这样一个山区穷县，为什么要把大家捆在一起受穷呢？实际调查擦亮了我的眼睛，发现跟不上形势的是自己。对上，我没有跟上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对下，我没有跟上群众前进的步伐，原因是我思想上受‘左’的影响。”
“有这一条好处就行嘛”
为什么在一些地方实行大包干、包产到户、联产到劳这样一些责任制，群众说好，而某些干部却说不好？吉安地委书记王书枫同志说：“因为衡量的尺度不一样。”他谈到自己在宁冈县东上公社调查时，群众要求大包干、包产到户，而公社书记杨传喜却坚决反对，并一口气列举了好多条坏处。王书枫同志问：“有没有一点好处呢？”杨传喜回答说：“就有一条好处，能够增产。”王书枫意味深长地说：“有这一条好处就行嘛，其他那些矛盾，工作跟上去并不难解决。”
在宁冈县采访期间，我们特意采访了杨传喜。他很坦率地说：“地委书记做我的工作，县委负责同志也做我的工作。但我抵触情绪很大。我想，上面没作正式决定，负责人的意见只能代表个人。我召开公社党委会作出五条决议，核心是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大包干。”“但群众在顶牛，从‘惊蛰’到‘春分’，全公社几乎没人下田干活。这一下我慌了，逼着我到群众中去走一走，认真地听听群众意见。”在宁冈这样的山区穷县群众为什么欢迎包产到户、大包干？杨传喜从调查中了解到有这样几条原因：第一、干群关系紧张。据四个大队调查，一些干部程度不同地都有经济问题，有些队干部，借检查生产之名，大吃大喝；第二、有的生产队年年分配不到现金，社员说：“辛苦一年，冒钱过年”；第三、超支严重，有些脱产干部、职工，一欠就是八百元、上千元，社员很不满意；第四、生产不计成本，浪费太大。而大包干、包产到户、联产到劳等责任制可以避免上面所说的一些问题，具有如下的好处：一是可以结束“早上工的捡田螺，中间来的树下坐，晚上工的在家喂猪婆”这种磨洋工的现象；二是可以防止干部贪污、挪用、多吃多占；三是能够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总之，实行责任制有利于发挥社员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
“可不能坐而论道呵！”
正当各地辩论激烈的时候，泰和县县委书记徐紫风向地委主要负责同志提出了包产到户的“十个不利”。地委主要负责同志听完以后问：“你搞了几个包产到户的试点？”徐紫风回答：“一个也没有搞。”“既然没有搞过，你那‘十个不利’是怎么来的？”“我归纳出来的。”地委主要负责同志哈哈一笑：“老徐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没有实践，哪来那么多的不利呢？我们当领导干部的，可不能坐而论道呵！”
现在，泰和县委和徐紫风对实行责任制的认识和以前大不相同了。目前，全县搞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大包干的生产队占67．25％。我们到泰和县时，徐紫风向我们大谈起大包干、包产到户的十大好处：一、人心真正向农，劳力归队了；二、农活质量越来越好；三、成本大大降低；四、讲科学种田的多了，农技员吃香得很，家家请；五、国家贷款显著减少，社员自筹资金买化肥、农药，添置农具；六、社员干活“两头黑”，磨洋工的现象没有了；七、喊了多年干部参加劳动，有的干部就是不下田，现在都自动下田劳动，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了……徐紫风同志越谈越起劲，我们情不自禁地问了一句：“听说你过去讲过‘十大不利’，你的思想是怎么转过来的呢？”他笑了笑说：“群众实践，群众经验，对自己教育深刻嘛！”他谈到自己到搞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大包干的生产队作典型调查时，了解到这些队队队增产、户户增收，走到哪里，社员都笑逐颜开，象过新年一样。自己原来想象的一些不利，并不存在。有些问题，如烈军属、五保户照顾，群众都有很好的办法，自己的顾虑是多余的；个别地方出现的某些问题，经过工作，也不难解决。
“熬了一冬硝，如今响了炮”
我们向吉安地委的负责同志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吉安地区各种责任制建立得这样快，又比较好，群众比较满意，你们有什么经验？”地委管农业的副书记范震同志引用万安县农民的话，很风趣地说：“我们是熬了一冬硝，如今响了炮。”
他们谈到，农业集体化之后，究竟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管理形式、管理方法，农业生产才能搞上去？有些同志摸索了很多年。党的三中全会制订了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提出要加强完善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和各项重要措施，是引导广大农民由穷困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但是，有些干部，包括相当负责的领导干部，由于长期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理解，对群众的做法看不惯。范震同志说：“不要说县里、公社的同志，我一开始也不理解，我在地委常委中，觉悟是比较迟的。”
我们问：“你们是怎样抓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的呢？”他们谈到如下几点：第一，抓头头，一级抓一级，地委抓县委，县委抓公社，公社抓大队、生产队干部。第二，请了两位“先生”，一是中央，用中央有关文件统一大家的思想；二是群众，让各级领导到群众实践中去，了解群众的意愿和要求。第三，把肃清“左”的思想影响作为中心环节来抓。如在责任制问题上，有些人认为“一大二公”就好，就先进，同社员个人利益结合紧密就是落后、倒退，把平均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等等。对这些“左”的思想，要联系实际，教育干部，提高认识，肃清其影响。第四，在工作方法上，摆事实，讲道理，一时说不服可以等待。要相信我们的干部，迟早是会觉悟的。早觉悟当然好，晚觉悟也一样欢迎。地委常委还抓了各种责任制的试点，地委主要负责同志带着县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到群众中，到实践中去调查研究，解剖典型，作到“心中有群众，手中有典型”，农民说，在责任制问题上，现在干部与群众能够“睡在一头，想到一起”了。
本报通讯员　李东初　本报记者　高新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