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过子夜灯犹明〔文艺回忆录〕——忆茅盾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时过子夜灯犹明〔文艺回忆录〕
——忆茅盾同志
阳翰笙
茅盾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当这颗中国文坛巨星陨落时，我们中国文联代表团正在日本进行访问。北京的同志打电报到日本，请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转给我。日本的朋友们和代表团的同志们都知道我和茅盾同志交往了半个多世纪，感情很深，考虑到我年老多病，怕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共同商量决定暂时不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我。我出访日本之前，和茅盾同志同住在北京医院。我深知他的病情严重。3月19日我去向他辞行，说我就要去日本。他从病床上伸出手来，紧紧拉着我说：“你身体不好，怎么能去日本呀！不要去，不要去！”我说不要紧，很快就回来，请他放心。他就一再嘱咐我留意，我也再三请他多加保重。怀着一颗悬悬不安的心，我告别了茅盾同志。到日本后，我一直挂念着他。日本朋友问起他，我说，他很衰弱，但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我口里这么说，心里却很不踏实，非常担心。访日回来，才知道我所担心的事早已发生了。那一次病床前的紧紧握手，竟然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握手！
一
我跟茅盾同志是1924年认识的。那时候，他在上海大学中文系教书，我在该校社会系学习；他是党员，我是团员，开始有了交往。以后这种交往越来越多。但是，接触最多是在左联时期。
1930年，他从日本回来，就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来我们推选他为左联的书记，那时，我是左联党团书记，在左联组织部工作。在左联时期，由于工作需要，雪峰同鲁迅先生接触多，我同茅盾同志接触多。我们经常到他家开小会，向他汇报，请他作决定；同时，党团决定的有些问题，也要通过他提出来，再交左联研究、讨论。1931、1932年，我当了两年左联党团书记，对茅盾同志的思想、作风，不断加深了了解。除了他为人正直、胸怀坦荡、对人诚恳、严于律己……这些为同志们、朋友们所敬服的优良品质之外，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政治上对党的忠诚和尊重，他把党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不仅满腔热情，而且认真负责。那时，他虽然失去了党的组织上的关系，但总是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知道我是党团的负责人，因而，当我们和他谈论工作或问题的时候，他都是郑重其事地听，严肃认真地想。对，他就接受；不对，他出于对左翼文艺事业的责任感，就提出意见，决不苟同。但对他不同意的事，也不轻易大声争吵，而是点上烟，慢吞吞地，想一想，心平气和地再同你商量、讨论。偶尔，他也有生气的时候，用浙江口音高声争辩。这时候，我们就笑着说：“好了，好了！您别发火了！”经这样一说，他就笑了，就又跟我们商量起问题来。
那时，我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他已经是三十多岁很有名的作家了，从左联工作来说，他又是领导，但是，他的民主作风很好，从不摆架子，从来不认为自己最高明，他经常通知我到他那里去，跟我商量事情，征求我的意见。
二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编刊物，写文章，推动了抗战文艺的发展。茅盾同志是从来不写话剧的，但是，由于革命的需要，他写了话剧《清明前后》，而且写得很好，及时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革命运动。
在这里，我特别要谈一谈茅盾同志的“三地”之行。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茅盾同志去过三个地方。
首先是去新疆。新疆反动头子盛世才，是个大军阀，由于和国民党有矛盾，他口头上也讲抗日、反帝，表示“进步”，“邀请”我们党派干部和文化工作者到他那里去工作。陈潭秋、毛泽民同志为首的一批党的干部去了，赵丹同志和一批文化工作者去了，茅盾同志也去了。当时新疆比重庆更艰险，更不安全，但是，茅盾同志坚决地去了。不久，当党一发觉盛世才的问题后，首先考虑到的是茅盾同志等的安全问题，马上以他家属的名义给他去了一封“母病危，速回”的电报，帮助他们撤离新疆，平安返回重庆。这些脱离新疆的应变之计都是与毛泽民同志商定的。后来萨空了同志跟我说：“好在茅公离开得早，否则他就活不成了！”
茅盾同志从新疆回来，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正巧遇到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是途经西安到重庆去，朱德同志是途经西安到延安去。茅盾同志热烈地提出了去延安的要求，于是和朱德同志一起去到了延安。茅盾同志去延安，是由于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对延安强烈的向往。就我所知，在去之前，他本想留在延安，不再去重庆了，因而把儿子、女儿全家都带去了。到延安后，他再一次提出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要求。党中央对他的要求做了慎重的研究，考虑到：他留在党外对人民更为有利，回到国统区比留在延安所起的作用更大。周恩来同志请张闻天同志把中央的意见转告他，不但没有恢复他的组织生活，而且还要他回重庆去。这件事无论搁在任何人身上，可能都要犹豫，不愿意离开光明的延安、回到黑暗的重庆。但是，茅盾同志却毅然决然、无条件地接受了党的意见，和德沚一起回到了重庆，把一儿一女留在了延安。这种对党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是多么的可贵啊！
茅盾同志去的第三个地方是香港。他从延安回到重庆不久，皖南事变就发生了。重庆的形势变得十分紧张，蒋介石的屠刀就要向我们杀来。为了保存力量，南方局决定一部分人撤回延安，一部分人到四川乡下暂时躲一躲，另一部分人去香港。茅盾同志是党要他去香港的。当时，香港也不安全，但是，茅盾同志一如既往，仍然是党安排去哪里就去哪里。果然，他们抵港不久，正在布置阵地，日本突然占领了香港。当时，杜国庠、柳亚子、夏衍等许多知名人士都在那里，情况十分危急。从香港撤回来，很不容易，非常危险。但是，党想尽了一切办法，把茅盾同志又送回到重庆。
三
茅盾同志数十年如一日，竭尽心力承担了党分配给他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也没有放下他的如椽大笔。茅盾同志确确实实象他给党中央的信上写的那样：他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了一生！
党中央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而不是重新入党，并且党龄从1921年算起，很少有这样的先例。党中央这样作，是有充分根据的。茅盾同志一生的光辉业绩可以作证，我和他交往了五十多年，我也可以作证。党中央作出这样的决定，我非常拥护。这个决定完全正确，因为茅盾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一生。
茅盾同志对待革命运动中的一切重要问题是十分认真严肃的，是绝不苟同盲从的，是很能独立思考的。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
茅盾同志虽然长期身在党外，但他一直听党的话，接受党的领导，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可以离开党。1928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失掉了党的关系。据我了解，1930年他从日本回来，曾经向瞿秋白提出恢复党的关系的要求。然而由于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他的要求没有得到答复。但是他始终身在党外，心在党内。在党最艰难的时候，他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从没有动摇过，他对共产党始终忠诚不渝；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脱离党的领导。我认为，茅盾同志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有这么大的成就，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茅盾同志对待工作和创作，孜孜不倦，刻苦努力。解放以前的情况，我十分清楚，但是，远的就不说他了，现在只说一下他写回忆录的感人情景。
大家都知道，近几年来，茅盾同志不顾身体衰弱，努力写作回忆录。他双腿走不动，两脚踩地象踩棉花。坐不住，就让家里人搬张小桌子放在床上，半卧在床上写。开始每天写五百字，后来只能写三百字。家里人劝他休息。让别人录音或代写，他都不同意，仍然坚持自己动笔。
他是3月病重时住院的。住院后，有时神志不清，发呓语，呓语中几乎都是涉及到回忆录，哪些地方要添，哪些地方要核对，哪些事情还要写。……记得我第一次去看他，还没谈上几句，他突然问起1926年北伐军打到汉口时的事来：“那时是不是有一个人叫陈启修？”我说：“有，《民国日报》的主编。”他又问：“他的另一个名字是不是叫陈豹隐？”我说：“是，是一个人。”他这样问，我当时还不理解，他怎么突然想起这个人来。后来又一想，我明白了：原来他是在思考他的回忆录，是在核对他记忆的人和事是否准确。他对工作、对创作这样的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实在令人感动。小曼同志告诉我，茅盾同志在进医院的前夕，虽然已病得很厉害，但他还在考虑完成他的回忆录。他自言自语地掰着指头计算：“现在是3月，要是3月里能够出院，4月、5月、6月、7月，只要四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把回忆录写完，8月就可以把稿子交出去了。”3月19日我和他最后的一次谈话，他主要谈的也是他的回忆录。他说：“我的病有点麻烦，我总希望好转一点，能把回忆录写完。”茅盾同志亲自参加了我国建党以来的历次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艺术运动。他的回忆录是现代文学史和政治、社会、文化史十分珍贵的史料。他以满腔的热情急切地想把半个多世纪以来自己所亲身经历的和耳闻目睹的革命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留给后人，作为借鉴。在病危之际，茅盾同志念念不忘的是写完回忆录。
正象胡耀邦同志在悼词中所说的那样，茅盾同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始终没有放下自己手中的笔为人民服务”。
茅盾留下浩瀚的文学巨著，是我国文坛的宝贵遗产，他不仅自己写作，而且他用自己的心血浇灌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他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发现和培养青年文学作者的成长。早在三十年代，一大批青年作者，就是在他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解放以后，他经常收到大量青年作者的作品和来信，他都仔细阅读和作复，而这些工作常常是在深夜里完成的。解放以后，我和他在一个大院里同住了十七年，我经常望见，在子夜过后，他书房里的灯光还透窗而出。这项工作他一直坚持到暮年，直到力不从心为止。
茅盾同志逝世了，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先驱者鲁迅逝世了，郭老逝世了，现在茅盾也逝世了。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老作家，剩下的不多了，叶圣老八十七，夏衍、冰心八十一，巴金比我小两岁，七十七，……隔几年，去一两个，隔几年，去一两个，新陈代谢是不可抗拒的规律，多么需要中青年来接班啊！要接好这个班，就必须象茅盾同志那样，一心一意跟着党，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终身。今天在我们为祖国实现四化而奋勇前进的重大时刻，就必须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努力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然，不只是要接班的中青年同志必须这样，我们这些要交班的老年同志也必须这样。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事业才能繁荣，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春蚕到死丝未尽，时过子夜灯犹明。我想用这两句话来悼念我的良师益友——茅盾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