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里前声若雷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点近代史

三元里前声若雷
乔还田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敌摧。”这是清末诗人张维屏歌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诗篇。
三元里是靠广州城北的第一个村落，离城约五里。1841年5月27日，奕山代表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条约的签订，使广州遭到英国侵略军的蹂躏。英军不断炮轰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焚毁房屋。侵略军还到广州城郊三元里一带烧杀抢劫，奸淫掳掠，甚至挖坟掘墓，抢劫死人身上的东西。侵略军的暴行，清朝官吏无耻投降的丑态，早已使三元里人民怒火燃烧。
1841年5月29日早晨，一小股英军来到三元里肆行抢劫。菜农韦绍光等自动起来惩罚敌人，当场打死八、九名英军。其余英兵见势不妙，纷纷逃遁。
英国侵略者不甘心这次失败。三元里人民也预料到，英军肯定是要来报复的。为了迎击英军的大举进攻，为了进一步教训侵略者，三元里人民决心团结起来与敌人血战到底。在韦绍光的带领下，全村人民在村北北帝庙集会，他们以三星黑旗为令旗，对着庙里的三星旗宣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宁死不屈”，“打死无怨”。
为了动员更多的群众战胜敌人，他们又派出代表到四乡各村鼓动群众联合抗英。三元里附近103乡的农民对英军的暴行早已切齿痛恨，决定15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子一律出动，各乡自成单位，备大旗大锣，“一乡锣响，众乡皆出”。这样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反侵略武装。5月29日这一天，整个三元里沸腾起来了。
第二天也就是5月30日拂晓，三元里等各乡群众竖起了平英团的大旗，集合了几千人的队伍，主动向英军占领的四方炮台攻击，他们的目的在于诱敌深入。这时侵略军正吃早饭，突然听见杀声震天，只见手里拿着长矛、大刀、藤牌、火绳枪的人民武装，漫山遍野而来，英军司令卧乌古除留部分侵略军防守四方炮台外，率领二千多名英军向三元里进犯。农民群众避免与敌人正面交锋，且战且退，牵着敌人的鼻子往三元里的牛栏岗走去。牛栏岗位于广州城北，离城约12里，是萧冈、三元里各村之间的丘陵地带，便于堵击围歼敌人。英军看到苗头不对，赶快下令后撤，可是已经晚了。群众将他们分别拦截包围，挥起大刀、长矛、铁锹、木棒、石块，排山倒海冲杀下来，一时满山旗帜，遍地锣声，敌人被团团围住。对于这种壮丽场面，曾经亲自参加战斗的林福祥在《三元里打仗日记》中记述道：103乡人民群众“执旗继至。不转眼间，来会者众数万，刀斧犁锄，在手即成军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斯时也，重重叠叠，遍野漫山，已将夷兵围在核心矣。”就在当天上午，人民群众歼灭英军少校毕霞等多人，生俘十余人。
下午，英军余众想逃回四方炮台，可是在撤退中，天气骤变，雷电交加，大雨倾盆，“火药尽湿，枪无所施”。大雨把田间小路淹没了，英军穿着皮靴，在泥泞田里难以动弹，狼狈不堪；而三元里人民，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愈战愈勇。连没有上阵的妇女，也自动做饭，送上前方。妇女老弱都前来助战。直到傍晚，英军始终未能突围出去，感到“可怕到了极点”。
5月31日早晨，广州附近佛山、增城等县共四百余乡群众赶来与三元里群众会合，十余万群众包围了四方炮台，把英军团团围住。英军头子义律率兵来救，也被围困在里面。这时面临灭顶之灾的英军只得派人向广州求救。卖国贼奕山竟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和南海知县梁星，出城到英军营中道歉，并无耻宣称：“乡民的敌对行动，当局并不知道，也没有批准，而且乡民中并没有满清官员”。随后，余保纯又采用欺骗等手段，强迫人民撤离解散。这样，英军在群众的唾骂声中仓皇逃走。
群众是暂时分散了，斗争的烽火并没有熄灭。6月7日，英军头子义律竟恬不知耻地要中国人民“后毋再犯”。广州人民也立刻贴出告示，尖锐揭露英军的罪行，并严厉警告侵略者：“若不退出虎门，自有千百烧船妙法，烧尔片帆不返”。并庄严宣告：“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即可杀退侵略者。
这场斗争的实际作用和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首先，这场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据统计，从5月29日至31日，三元里一带人民共打死打伤英军二百多名，使得“夷人自进虎门以来，未有如此受创者也”。（《鸦片战争》第4册第28页）一个亲自参加这次袭击的侵略者供认：“我希望我绝对不再参加这种战斗，从这种战斗里，我们已经被揍得很够受的了。”（《亚当·艾姆斯里致威廉·艾姆斯里的信》）由于惧怕人民进一步反抗，英军不得不从广州撤退，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不敢在广州附近横行无忌。
其次，这场斗争的战果并非仅仅在于打死打伤多少个敌人，更重要的是，一个所谓“落后”的民族在遭到强大的外来侵略时，敢于拿起原始武器进行抵抗，这是一种极可宝贵的革命精神。
第三，由于这场斗争遭到封建统治者的破坏，人民通过血的教训，逐渐认清了清政府和侵略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始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时，切莫忘记学习三元里人民在抗英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