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的归宿——记几位新入党的老教授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

光荣的归宿
——记几位新入党的老教授
在迎接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的日子里，记者访问了几位新入党的老教授。长期曲折甚至痛苦的探索，使他们得到一个共同的认识，作一名共产党员，是自己光荣的归宿。
选 择
周廷儒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新近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从1958年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后，始终朝着这个方向不懈地努力着。即使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时期，周廷儒被批被斗，“特务”、“里通外国”一类的大帽子一齐向他飞来的时候，他也坚信党总有一天会为他推倒这些诬陷之词。
今年72岁的周廷儒教授，在黑暗的旧社会，目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觉得只有求学成名才是出路。1933年，他从广州中山大学地理系毕业之后，远涉重洋赴国外留学。全国解放前夕，他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生，并获得了硕士学位。正当他刻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新中国诞生了。他兴奋得夜不成寐。当他得知新中国欢迎知识分子回国参加建设时，他毅然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不顾种种利诱和阻挠，于1950年元月回到祖国。
从香港一到广州，周廷儒就强烈地感到，新中国到处生机勃勃，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生活。他深深感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此，他决心跟着党为祖国服务。
从1956年到1960年，周廷儒每年都要用一半时间参加新疆综合考察队，奔赴天山南北、戈壁荒原考察。考察队餐风饮露，夜宿帐篷。有时，一早醒来，帐篷已被大风吹倒，人几乎被埋在沙子里。他想，为了探清新疆的自然奥秘，再累也心甘。在艰苦的环境里，他在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思想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表示要把毕生的精力献给党的事业。周廷儒称这是他最终的选择。以后，他就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四人帮”被粉碎后，周廷儒看到党中央花了很大力气，把被颠倒了的是非一件件重新摆正，喜不胜喜。他想，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没有搞垮我们的党，我们的党之所以这样坚强，这样富有生命力，是因为我们的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他坚信，我们的祖国，我们党的事业，前程似锦。1979年1月18日，周廷儒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不久，他的夙愿实现了。他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做出更大的努力。
觉 醒
1949年秋，在经美国旧金山驶向香港的一艘轮船上，有一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中国女性。10月1日这天，她在船上和一些归国留学生一起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党？中国共产党打倒了腐败的国民党，但她能否团结起被人们看作‘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能否把被外国人比作‘东亚病夫’的旧中国引向富强？”对这些，她心中还是朦胧不清的。但她抱定这样的信念：谁能治理好中国，我就佩服谁，信任谁，就跟谁走。
她，就是现在著名的妇产科专家、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严仁英教授。
严仁英在南开女中毕业后，就读于清华大学，以后又到协和医学院学医。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到北平大学医学院任教。1948年，她得到一个美国医学团体的资助赴美国留学。留学期满时，北平已经解放。这个团体提出要她留在美国或去台湾，严仁英固辞不受，同丈夫王光超一起回到了祖国。
解放初期，严仁英参加医疗小组，为妓女治病。在那些日子里，她看到共产党禁绝妓院，解放妓女，免费给她们治病，让她们同家人团聚，组织她们学习劳动技能，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她想，这件事说明，共产党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党，是彻底解放劳苦大众的党。她确信，中国共产党不仅能缔造新中国，也一定能把新中国引向胜利。严仁英决心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党的事业中去。
在党支部通过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报请上级党委审批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成了批判的对象。她感到苦闷，但是她相信，党的政策迟早会在自己和广大知识分子身上落实的。
粉碎“四人帮”后，严仁英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1979年，她又一次满腔热情地向党组织提出入党请求。入党后，严仁英更加勤奋，立志在有生之年为党的事业发出更多的光和热。
探 索
芮沐是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国际信托公司董事。为了使“白首中国”变成“青春中国”，芮沐在旧社会整整探索了40年。最终，还是中国共产党帮助他找到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一真理。
芮沐教授的大学生活是在上海度过的。在旧中国那乌烟瘴气的“十里洋场”，他看到外国列强纷纷侵入，到处逞凶肆虐，中国人到处受凌辱，他在心中怒骂：“这真是欺人太甚，天大的不公平！”毕业后，他出于爱国、救国的热望，决心学法律、走以法救国之路。他先后赴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和德国佛朗克府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
1947年，他怀着对资本主义社会万念俱灰的心情回到祖国，到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授。
北平解放后，周恩来和刘少奇同志来到北大。芮沐见到他们后，欣喜地说：“真是和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写的一模一样，朴素、可亲。”他确信，由这样一些久经考验的革命家来治理中国，中华民族一定会充满生机，充满希望。
不久，他和同志们一道去广西参加土地改革。当看到昔日欺压百姓的土豪劣绅被打倒，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房屋、牲畜、农具流下喜悦的泪水时，他感到十分高兴。他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离开共产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想象的。”五十年代初，芮沐怀着内心的激动，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80年6月30日，是党支部讨论芮沐入党的日子。他思潮起伏，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对党充满了热爱。他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自己今天的进步。
追 求
“成为共产党里的一员，是我一生的追求。”全国著名儿童心理学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朱智贤，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无论是顺利的时候，还是处于逆境，他对自己的追求总是矢志不移。
“西安事变”时，朱智贤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研究生。他看到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存亡为重，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心中闪现出希望之光。他看到街头有马列主义的书籍出售，就买来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他在那时读的第一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国，到桂林江苏教育学院任教授。这时，他听到中国共产党担起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大任，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愤然前行、战绩卓著的消息，一次次为之感奋。在进步人士的影响下，他同其他同志一道，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探索中国教育问题。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他也主动参加。他的行动激怒了反动的学校当局。他被解聘了。后经朋友帮忙，他又去广东中山大学任教授。1947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朱智贤因同情和支持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再次被无理解聘。于是，朱智贤赴香港达德学院任教授兼教务长。不久，他向达德学院的经济系主任、共产党员杜国庠提出了入党要求。
1956年，朱智贤大病初愈，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在两年后，师范大学开展了批判心理学的运动，他被插上“白旗”，定为“资产阶级分子”。心理学被全盘否定。当时，他对自己说：要相信党，相信自己。1961年，党为心理学恢复了名誉，他又向组织上重申入党的请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朱智贤看到党全力纠正过去的失误，冤假错案迅速得到平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恢复，心里非常兴奋。他坚信，有这样的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有了保证。他再一次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许多人向他热情祝贺。他激动地说：“入党只是我重新迈步的一个起点。我现在所要追求的，是以垂暮之年为党的事业再立垂暮之功。”
新华社记者 安仲皇 徐光耀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