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群众“风雨同舟”的感情——从滁县地区农村的变化看党群关系的改善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

与群众“风雨同舟”的感情
——从滁县地区农村的变化看党群关系的改善
这几年，安徽省滁县地区的党组织同农民群众的联系大大加强了。大量事实说明，党同群众关系的改善，是从关心群众的疾苦，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开始的。
现任定远县副县长朱化才同志原在部队工作。1976年，他回滁县探亲，见到不少社员因生活困难外出讨饭。回部队以后，他向领导反映这个情况。有的人批评他对形势的看法有问题，说现在全国是“莺歌燕舞”，你们家乡一带的农民历来就有讨饭的习惯，不值得大惊小怪。朱化才同志反驳说，你们对我们家乡的事是道听途说，不懂得群众的苦处。谁家有吃的，还愿意携儿带女，背井离乡，沿街求乞呢？以后，朱化才同志转业回滁县地区，投身到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的斗争中。
滁县地区（主要是定远、凤阳、嘉山、来安一带）农民有“讨饭习惯”之说，在全国许多地方早就有所流传。其实是一种误解。
拿要饭出名的凤阳来说，解放前许多农民每到秋收以后，便阖家外流，打着花鼓求乞于全国各地，过着流浪的生活。这种凄惨的状况，从明清起一直延续了几百年。那时就有人说，凤阳人外出讨饭是“人性懒，有讨饭的习惯”。这自然是对事实的歪曲。据《凤阳新书》记载：明清时，凤阳官吏很多，政苛律滥，“巡凤棍役，三五为群，招摇市肆中”，敲诈勒索，以致“无日无词禀，无日无勾蹑”，久而久之，“生畜尽而没其居，家业亡而鬻其子，为凤民者，十羊九牧，不亦难乎？”明清民歌《万曲选锦》中，载有一首凤阳花鼓词：
“白云千里过长江，花鼓三通出凤阳；
凤阳自出朱皇帝，山川枯槁无灵气。
妄生爱好只自怜，别抱琵琶不值钱；
唱花鼓，过黄河，泪花更比浪花多。”
显然，多年来凤阳人民外出行乞根本不是习惯问题，而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榨和剥削，致使农村凋敝，民不聊生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改”和“互助合作”，滁县地区（包括凤阳等县）的农业生产直线上升。1955年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八亿三千五百万斤增加到十九亿四千万斤。农民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广大农村出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安居乐业的局面，群众外出逃荒要饭的现象基本绝迹。但是，自从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受到“左”的错误的干扰和破坏以后，滁县地区的农业生产落了下来，1960年降到低于1949年的水平。以后虽有恢复和发展，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社队连简单再生产也难维持，处于“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回销”的三靠境地。
对困难的群众进行救济，是我们国家的一项政策。但是，因为国力有限，这种救济是有限度的。在一般情况下，国家给那些困难社队的群众，每人每天供应八两回销粮，这点粮对进行体力劳动的农民来说，吃不饱肚子，只能勉强活命。于是有的群众便拿国家供应的细粮到集市上变卖换成数量多一倍的山芋干吃；有的把一家人的回销粮集中给几个主要劳动力吃（以便坚持生产劳动），分几个人出去讨饭。这种现象的发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必然结果，而是左倾错误造成的问题。
前些年，紧跟“四人帮”的那个前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为了猎取个人“政治资本”，到定远亲自炮制“学大寨”的样板，在这个以“旱”、“瘦”、“荒”出名的地方，硬要群众每年栽一百万亩水稻，并据此制定征购指标。因为缺水，1976年有30万亩水稻颗粒无收。减了产，还虚报产量，不仅不降低征购任务，反而大购过头粮，弄得有六千多人外出求乞。当着外流的群众被遣送回来时，他们还硬说发生外流讨饭是“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问题”，没收了群众从外地讨来的粮、款，举办外流人员“学习班”，说他们破坏“学大寨运动”，有的还搞游村批斗。然而那些迎合他们的口味，卖力推行极左路线的人，职务却提升了。
党中央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以后，万里等省委领导同志来到滁县地区，听人们诉说了这种情形，感到非常愤慨。省、地委立即采取措施，选派同人民群众有感情、有联系、有能力的干部加强了凤阳、定远等县委领导班子。万里同志亲自嘱咐一些县委书记说：“首先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稳定群众的情绪，要想法把生产搞上去，我们不能再忍心看着父老兄弟们拖儿带女外出要饭了。”他说：“你们县委只要解决群众外出讨饭问题，就是立了一大功，将来给你们写在‘县志’上。”他还对派到凤阳担任县委书记的陈庭元同志说：“你们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困难，要提出来，我们省委一定帮助。如果这个问题再解决不了，我就叫外流的人到你们家去要饭吃。”
陈庭元同志从1948年就在滁县地区做农村工作。1958年因为替农民说话顶“五风”，1959年被戴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下放农村劳动。按他自己的说法，那时他是讲真话的。以后虽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讲过些违心的话，但心里总是想着农民。他说，中国的农民实在好，你给农民办了好事，多年以后他们还记着。在十年动乱中，一些人把他拉到农村去批斗。由于1958年群众生活发生困难时，陈庭元曾给这里的群众要过不少回销粮，农民们还记在心里，批斗会开不起来。群众对这些人说：“你们不要他，我们要。给我们留下当队长吧！”
陈庭元了解滁县地区的农民，熟悉农村问题，同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到凤阳去后不久，就到临淮关看望被遣送回来的外流农民。他一一问清他们是哪个生产队的，在外面的情形……，问着问着，陈庭元眼里涌出了泪水。他想，多年来，“左”的一套不仅束缚了农民，而且也束缚了我们自己，农民的疾苦我们关心的太少了。他日日夜夜琢磨着怎样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他组织县委一班人，在安排群众生活的同时，狠抓党的各项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很快给农民退还了前几年收回的自留地，恢复了集市贸易，取消了对家庭副业的种种限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群众意愿，实行大包干、包产到户等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把生产的自主权交给了农民群众。短短两年，他领导大伙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凤阳的生产连跨两大步。全县粮食总产量，1979年达到4．4亿斤，比历史最高的1977年增长20％；1980年达到五亿零二百多万斤，又比1979年增长14．2％。广大群众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扔掉了讨饭棍，而且在他们面前展现了生活富裕的光明前景！
现在“凤阳花鼓”已填了新词：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如今大变样。
三中全会路线好，爱民传统大发扬。
政策归心干劲足，五谷丰登粮满仓。
花鼓小锣唱新歌，穷乡飞出金凤凰。”
本报记者 许仲英 本报通讯员 陈修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