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领导武装革命的激越颂歌——评文献性故事片《南昌起义》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党领导武装革命的激越颂歌
——评文献性故事片《南昌起义》
姚国华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喜庆党的六十周年诞辰的日子里，影片《南昌起义》的上映，是电影工作者向节日献上的一份贺礼！
影片《南昌起义》在一开始，即以它雄浑有力的画外音、真实生动的画面和激越昂扬的音乐，把观众带到那峥嵘的岁月。多么难忘的1927年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推动下，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从广东出师北伐，其势锐不可当，至1927年春，革命势力已迅速发展到长江、黄河流域。当其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就和帝国主义加紧勾结，积极准备叛变革命；而在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也恶性发展成为投降主义路线，对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行动一味妥协退让，而对工农群众却进行压制和阻挠。独夫民贼蒋介石在4月12日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5月21日，许克祥又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7月15日，以左派面目出现窃踞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在武汉也公然宣布反共。宁汉合流，蒋、汪沆瀣一气，他们拿起了屠刀，砍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
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我们党为了挽救危局，毅然肩负起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发动了震撼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影片《南昌起义》真实生动地再现了这一历史进程与伟大转折，揭示了南昌起义的迫切性与必要性。这是一部充满着血与火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带有文献性的故事影片。
在影片中，风云变幻的斗争形势，纵横交叉的人物关系，从而产生了错综复杂、跌宕多姿的矛盾冲突，但这又是紧紧围绕着“党要找枪，枪要找党”这一主线而演变、发展的。党要力挽狂澜，拯救国家民族危难，就必须独立掌握军队；而要革命的武装力量，也只有找到并服从党的领导，才有真正的出路。这两个
“找”字结合到一起后，就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声势和军事威力，响起了南昌起义的枪声。两个“找”字，是剧中主要人物思想行为逻辑的轨迹，由此生发出妙趣横生的戏剧情节，构成扣人心弦的戏剧悬念，从而深化了无产阶级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主题思想。
凡属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如何塑造好正、反面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的形象，是一部作品能否站住的成败关键。影片的创作者们，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与大胆的实践。概括起来说，在影片中出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神，而是人，他们不是超凡脱俗、未卜先知的神仙，而是与群众血肉相连但又比群众站得高、看得远，带领群众进行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先行者，因而使人感到可敬、可亲。反面人物，不是鬼，也是人。影片中没有对他们过多地从外形上加以丑化，而是着眼于揭露他们内心世界的丑恶和反动本质，因而使人感到可鄙、可恨。
影片中的周恩来同志的艺术形象写得光彩照人。他高瞻远瞩，从现实斗争中深切体会到党直接掌握革命武装的必要性。“革命到了紧急关头，我们不掌握军队，就要任人宰割”。他善于从纷纭复杂的种种斗争现象中，作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他认为“许克祥的马日事变，就是宁汉合流的信号”，对汪精卫“要有精神准备，他假左派的面目已经暴露”，共产党人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他知人善任，党要找枪，当然不能盲目地乱找。他经过周密的了解，才选定贺龙这一代表人物，而且深信不疑地委以重任，体现了作为一个党的领导人的真知灼见与雄才胆识。他对同辈的战友，赤诚相见，亲密无间。如与朱德同志见面时的那场戏，充满着崇高的艺术情趣和战斗的同志情谊。他关心群众，接近群众，时时处处生活在群众之中，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在“湘江客栈”里与黑姑、双喜、二虎等见面的那场戏，展示了他与群众之间水乳交融的阶级深情。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持原则而又注重策略。他跟陈独秀、张国焘之间的矛盾冲突，既不失原则立场，又掌握有理有节。以上各个侧面，并不是相互割裂，而是有着内在有机的联系，彼此映衬，相得益彰。
出现在观众面前的贺龙形象，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无不贴切自然，可谓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他在年轻的时候，“十七岁就拿起了菜刀，砍掉了芭茅溪的盐卡”。他为了寻找真理，驰骋疆场，戎马半生。从他走过来的生活道路，面对着严酷的斗争现实，他悟到了必须“找一个好领导”的真谛，周恩来同志代表党找上了他，他不禁欣喜若狂，漫漫长夜，终于见到了黎明的曙光。他严词拒绝了蒋介石许以高官厚禄的诱惑，也不慑于汪精卫之流施加的淫威，临危不惧，正气凛然。“只有共产党才是劳苦大众的救星，我是铁了心跟着党走到底的。”这是他发自肺腑的誓言，是他向党交出了一颗赤诚的心。他性格粗犷，为人耿直，但粗犷处却更见质朴，耿直处更显纯真。他富有与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相通的共性，又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因此，影片中贺龙的光辉形象，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对反面人物汪精卫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表面上，他颇有点儒者风度，和颜悦色，温文尔雅；而内底里，却是包藏祸心，蕴含杀机。在影片中，随着戏剧冲突的进展与激化，他的假左派伪装被层层剥箨地撕下，最后彻底现出原形，起到了反面教员的作用。
影片还着力塑造了一群工农形象，他们并不是陪衬英雄人物的点缀品，而是代表着党和革命军队的群众基础。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黑姑。这个人物是在尊重真实历史基础上经过艺术概括的一个典型形象。她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嫉恶如仇。她也有着独特的个性，大胆泼辣。但大胆而不放肆，泼辣而不失为无理。她通过在革命军队这个熔炉中的锤炼，终于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战士。又如贺长生，他与贺龙有着一种特定的关系，既是贺龙的长辈，又是贺龙的近身副官。他诙谐风趣，憨厚诚实。但他因沾染江湖习气，使他犯了错误，而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不渝，使他勇于改造自己，在最后攻克敌人制高点的战斗中，勇敢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他如双喜、二虎等军人的形象，着墨虽不多，而且都是虚构的人物，但也给人留下了一定的印象。
举凡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都存在着一个如何正确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关系的问题。在这部影片中，这两者的关系得到了较好的统一。影片反映了从1927年春到“八一”起义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中，敌我之间的殊死斗争，党内思想路线上的分歧矛盾。影片中出现的重要人物和事件，都是以客观的史实作为依据，而无凭空的臆测与杜撰。但影片也不是众多历史事件的堆砌与罗列，而是经过概括集中的。其次，影片毕竟是艺术创作，它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遵循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也作了一些合理的艺术概括，因而使影片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感人。贺龙入党这场戏，是广大观众交口称誉的。但贺龙入党的时间，按照历史记载，是在起义后的南下途中。现在影片中为了加强戏剧矛盾，把人物推向矛盾冲突的尖端，使之迸发出思想性格的火花，而改在起义的枪声即将打响前的火线入党。这样的艺术处理，并没有违背历史本质的真实，恰恰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结合，产生了比较强烈的戏剧效果。
在肯定影片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应实事求是地指出影片某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如个别情节不够真实，有的对话不切合人物的身份和规定情境。影片的前半部分，过于为史料所囿，艺术上的概括提炼不够，以致影片在风格上前后不够统一。如果在前半部再做一些必要的剪裁与提炼，将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影片的艺术感染力。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鲁迅的名言：“创作总根于爱”，“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正是由于影片的创作者们对党、对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着深厚的感情，有着缅怀先烈以激励来者的创作愿望，才鞭策着他们为提高影片的思想和艺术质量作了积极的探索与努力，从而使这部影片获得了可喜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