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的刑事罪犯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的刑事罪犯
周道鸾　孙常立　张泗汉
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行刑事犯罪分子，是当前整顿社会治安的正确方针。认真贯彻这一方针，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清醒地认识当前的治安形势
一年多以来，全国各地在整顿社会治安当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社会秩序有所好转。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破坏社会安定的因素和势力依然存在，社会治安情况至今还没有根本好转。值得注意的是，近几个月来，刑事案件有上升的趋势，恶性案件屡有发生，有的地区刑事犯罪分子气焰还相当嚣张。人民群众对这种状况极为愤慨和不满。有的说，现在是“好人怕坏人，坏人不怕好人”，“执法的怕违法，犯法的不怕法”。一些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社会秩序不好，缺乏安全感。因此，我们对于各种刑事犯罪活动的严重危害性绝不能低估，对搞好社会治安的重要性、紧迫性要有足够的认识。一定要采取坚决措施，把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目前治安状况所以没有根本好转，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从政法部门来说，也确实存在打击不力的问题。有的同志对当前的治安形势估计不足，对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还心有疑虑，因而步调不一，行动不快，措施不力。有些大案要案不能及时侦破，有的该起诉的没有起诉，有的该重判的没有重判，有的现案拖成了老案。其结果是削弱了对犯罪分子的斗争。
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是人民法院的崇高职责和根本任务。我们司法干部必须认清当前的治安形势，认真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正确运用法律武器，更加有效地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对于那些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必须及时打击，从严惩办。
从重从快的方针是符合“两法”的
在当前整顿社会治安工作中，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和“两法”也是一致的。
依法从重从快，符合我国刑法的量刑原则。刑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大小，除了主要决定于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外，与形势也有密切的关系。例如，在抗震期间进行抢劫、强奸等犯罪活动，其社会危害性就比平时要大得多。我国刑法把犯罪行为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作为量刑的根据之一，实际上就包含了量刑必须考虑形势这一点在内。
依法从重从快，与我国刑法规定的较大的量刑幅度的基本精神相一致。刑法分则对各类犯罪都规定了较大的量刑幅度。例如，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款又规定：“犯前款罪，情节严重的或者致人重伤、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刑法为什么对杀人、抢劫等严重的犯罪，规定这么大的量刑幅度呢？这一方面是因为各种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千差万别，犯罪行为本身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有大小、轻重之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法律能够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
依法从重从快，与我国刑罚的目的也是吻合的。我国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主要是为了教育改造犯罪分子，使其不重新犯罪（特殊预防）；同时，也是为了通过适用刑罚，警戒社会上不稳定分子，使他们不敢以身试法，走上犯罪道路，并教育群众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一般预防）。我们从重惩办极少数罪行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正是为了教育改造大多数一般刑事犯罪分子，争取、挽救有轻微违法行为的人，以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发生。
依法从重从快，符合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对于控告、检举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刑事诉讼法还分别对拘留、逮捕、起诉、审判的诉讼程序规定了具体的时限。例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内审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这一方面是为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为了及时惩罚犯罪分子，防止久押不决。实践证明，对于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只有做到及时侦破，及时起诉，及时审判，及时惩处，才能充分支持和鼓励广大群众同犯罪作斗争。
从重从快必须严格依法办事
实行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绝不是要我们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是要在法律范围内同刑事犯罪作斗争。
首先，要明确从重从快打击的重点。当前，要集中力量打击的，只限于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爆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行刑事犯罪分子，而不是对一切刑事犯罪分子都要从重惩处。所谓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行刑事犯罪分子，是指虽不属于上述那五类犯罪，但其罪行和危害程度与这几种相类似的犯罪分子。对这些犯罪分子，必须狠狠打击，从严惩办。但是，我们不能把一般刑事犯罪当作严重刑事犯罪，也不能把历史老案当作现案从重判处，更不能为了从重打击而随意改变犯罪性质，乱定罪名。
其次，要坚持依法从重。我国刑法不仅对量刑的原则，而且对量刑的幅度以及具备什么条件应当从重或者从轻处罚，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我们在对犯罪分子论罪科刑时，必须严格执行这些规定。所谓依法从重，就是要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在法定的条件和法定的量刑幅度以内从重。例如，刑法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主犯；教唆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教唆犯；奸淫不满十四岁幼女的；二人以上犯强奸罪而共同轮奸的；等等，都是“应当从重处罚”的情节。此外，刑法还在许多条文中分别规定了“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造成严重后果”、“后果特别严重”、“危害特别严重”、“致人重伤、死亡”、“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等犯罪情节，也应依照刑法有关条款的规定，从重处罚。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对于劳改犯刑满释放后又犯罪的，劳教人员解除劳教后三年内或者逃跑后五年内又犯罪的，也应从重处罚；劳改犯逃跑后又犯罪的，或者劳改犯和劳教人员对检举人、被害人和司法工作人员等行凶报复的，则应从重或加重处罚。但是，对不具备法定从重或加重条件的，则不能从重或加重。
第三，在依法从重的同时，还要注意从轻的一面。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我国刑法的指导思想之一。我国刑法不仅规定了“应当”从重的条件，而且规定了
“可以”和“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条件。例如，对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中止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等等，刑法规定“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的；未遂犯；自首犯；等等，刑法规定“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我们在处理具体案件的时候，凡是具有刑法明确规定“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必须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凡是具有刑法规定“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原则上一般也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做到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相济，区别对待。这样做，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制服和教育改造大多数罪犯，孤立极少数顽固分子，把坚决打击和分化瓦解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四，依法从快，是指政法工作人员要振奋精神，在查明犯罪事实、保证办案质量的前提下，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和时限，以最快的速度惩办罪犯；绝不是说可以离开法律规定的程序制度，简单从事，草率办案。这就要求公、检、法三机关密切配合，互相制约，做到及时侦破，及时起诉，及时审判。人民法院在处理严重刑事犯罪案件时，要采取有效措施，从人力、物力上给予充分保证，使案件能够及时审理，及时判处。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这对于及时、有力地打击严重的现行刑事罪犯，是完全必要的。
治安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要搞好社会治安，必要的打击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光靠政法部门，光靠法制，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实行综合治理。在综合治理中，人民法院要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配合公安、检察机关，充分运用法律武器，坚决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行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为争取社会治安状况的根本好转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