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历史上两个最好的时期——延安时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理论与实践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我党历史上两个最好的时期
——延安时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理论与实践
杨易辰
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在这六十年里，我们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两个历史时期。这两个历史时期都走了一个“之”字路，经过严重挫折之后，总结了经验教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才进入了胜利发展的好时期。
（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由于没有经验，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土地革命时期又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路线，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使党和革命事业蒙受了重大的损失。1935年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路线在军事指导方面的错误，确定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点。以后到了延安，毛泽东同志集中全党的智慧，先后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著作，进一步批判了左倾路线在军事方面、政治方面、组织方面、思想理论方面的问题，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毛泽东同志又先后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的报告和讲话，从思想上清算了“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已经比较完整、系统地形成了。1945年春召开党的“七大”，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达到了空前一致的团结。从此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从1945年到1956年十二年间，我们不仅接连取得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人民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顺利地进行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取得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胜利。其间几乎没有遭遇什么挫折，胜利得来之快，不仅我们的敌人没有料到，也超出了我们自己的预料。延安时期是我们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际，党召开了“八大”，毛泽东同志又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正确的指针。
开始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我们原想有了以往革命的经验，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可以少走些弯路，少付些学费，然而由于主观和客观的一些原因，并没有做到。五十年代后期发生过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的错误，后来又出现了十年内乱这样的严重灾难。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头两年，我们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仍然在徘徊中前进。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始从根本上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出现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继往开来，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上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民主革命时期的遵义会议有同样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它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二）
回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作出了多少重大的建树啊！诸如，充分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潮，重新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而打破了林彪、“四人帮”长期制造的现代迷信的精神枷锁；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上来，确立了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政治路线，实现了二十多年以前就应该开始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的历史性转变；解决了历史遗留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调动了各方面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确立了正确的组织路线，提出了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着手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为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专业化、年轻化、知识化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重新认识我国国情，并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进行现代化建设；在提出和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重大方针，初步扭转了十年浩劫造成的国民经济停滞、混乱的局面，及时纠正了新冒进的错误，开始解决多年积留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实行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前提下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扩大地方机动权和企业自主权，初步改变了国民经济统得过死的情况，为将来全面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制定关于农业方面两个文件，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适当增加自留地，扶持家庭副业，开展集市贸易等政策，使农村形势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下，有计划地引进外国的资金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了长期闭关自守的局面；重申科学是生产力，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宣布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认真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采取各种措施，使国家的民主生活日益法律化和制度化；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科学、教育、卫生、体育、文化艺术等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强调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恢复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制度，中央重新建立了书记处；建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全面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基础上，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并全面地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历史作用，不只是过去和现在，而且在今后都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仅仅两年半多的时间，能够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制定出这么多的正确的政策，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军事、外交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进步，从而使我们国家走上中兴之路，出现生机勃勃的形势。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我们这次历史转折，是转得好的，转得稳的，也是转得快的。
我们党所以能够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靠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靠“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制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重大的方针政策，就是恢复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东西，就是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所说的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之乱，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并依据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这个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从正确认识我国国情出发，制定了许多新的重大的方针和政策，使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
（三）
象人们所说的，历史确实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时期和延安时期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这两个时期都是在党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和失误并克服了巨大的困难之后，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产生了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都是正确地认识和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都出现了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党在历史发展上又一个最好的时期，可以同延安时期相媲美的。
当然，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不仅多年积累起来的困难没有全部解决，而且还包括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的困难。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是轻而易举的，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其实在延安时期困难也是很多的。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扫荡我们，国民党顽固派封锁我们，在党内，左倾思想还束缚了相当数量的党员的头脑，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不正之风还在作怪。然而，由于有了正确的思想和路线，这些困难非但没能压垮我们，相反，正是在克服这些困难中，我们党锻炼得更加坚强和更加成熟起来。这就叫做“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同样道理，今天有了正确的思想和路线，困难也压不垮我们，相反，会促使我们去比较彻底地解决过去长时期积累下来的许多问题。这就叫做“多难兴邦”。当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由三十万人减少到不足三万人，但是毛泽东同志却说，现在的红军比以前更强了，因为它的路线正确了，质量也比以前更高了。这都告诉我们：看一个时期党的状况好坏，不是看它面临着多少困难，而主要是看能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党的路线政策是不是正确。我们说延安时期是党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主要标志是这个；我们说三中全会以来是党在历史上又一个最好时期，主要标志也还是这个。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制定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建树，都说明我们党已经开始认识了现今中国的国情，开始重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了，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当然，我们对国情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党的路线政策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作为在地方上工作的同志，还要进一步认识省情、地情、县情，这样才能把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省、本地、本县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予以正确地贯彻执行。只要我们路线正确，思想对头，我们的事业就会顺利发展，问题和困难就会一个一个地得到解决。
历史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人们在胜利的时候，往往不容易看到困难和潜伏着的危险；而当人们刚刚从困难和挫折中走出来，困难和不足还没有得到完全克服或补偿的时候，又往往看不到顺利发展时期的到来。现在，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已在一个一个地解决，解决一个就少一个。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已在一点一点地清除，清除一点就少一点。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说过：“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用这句话来评价三中全会以来的工作，也是很恰当的。现在神州大地，确实“春已归来”，虽然余寒未尽，但它毕竟挡不住东风熏梅染柳。正如延安时期带来了以后十多年的蓬勃发展一样，今后也必将出现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