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往事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难忘的往事
〔美国〕耿丽淑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的日子里，那些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的人们的身影，那些外国人支持中国革命者的动人事迹，在我的脑海里象走马灯一样转个不停……
我1926年就来到了中国。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时，我有机会经常接触青年会女工夜校的一些进步师生，其中有些人就是在青年会掩护下的共产党员。我负责的一部分工作是找一些较偏僻的地点召开夏令会，例如在泰山或者在青岛海边，可以避人耳目，对一些有意义的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在讨论会上，讨论为什么那些军阀、恶霸地主和反动官吏这样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经常是那些进步的师生（有的就是秘密活动的共产党员）分析并指出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通过这样一些讨论，革命者们不断扩大他们的抗敌斗争的队伍。同那些进步人士的往来和交谈使我也大开眼界，了解到中国前进的方向，因而决心尽我所能尽力支持他们。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我经常参与中国革命者的一些斗争，如争取人权、掩护被捕者、设法营救被捕的革命者。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由于外国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我控诉》的一件案子，里面暴露了我们那里的一位共产党员。一天深夜，两名武装警察闯入我们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他们蛮横地要见一位教员，大声喊着两个字的姓名。警察用手枪顶着一位教员的脊背，推推搡搡地把她塞进汽车。我们和被捕者一再声称她的姓名是三个字，不是他们要找的人。但是，警察还是把她投入监狱。我们设法找到了一位好律师，在他的帮助下，几个星期后女青年会使那位教员获释。而警察要逮捕的人，确实在女青年会教过书，是个共产党员，她在数星期前已转移到其他地方，我们一直为她保密。
记得有一天，我结识的一对进步青年夫妇突然来到我家，要我陪送他们去新居。原来他们发觉他们居住的地方被人监视，所以就没回去，来找我掩护他们到别的地方去居住。我带着他们走了一段路来到杨树浦区一个偏僻的地方，那里有两间空房。我替他们找来了一张行军床和简单的铺盖，他们就在那里隐藏起来，终于逃脱了当局的追踪。
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充满着无数这样的事例，仅仅我接触过的那些革命者，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一心为党、为中国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是令人十分敬佩的。现在可以公开地说了，那时一些与我们青年会有联系的、同情共产党的外国人对困难重重的共产党也出了不少力。我记得很清楚，一所外国教会医院里有一位医生治疗了不少红军伤员。当时药品十分短缺。他还千方百计弄到一些药品，秘密输送给红军。
当时一些外国人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了很多宣传工作。记得早年我虽然在报纸上偶尔看到关于井冈山正在建立苏区的消息，而我只是通过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才知道一些关于这个地区更具体的事实。有一天晚上，艾格妮丝请我到她在法租界的住处吃饭。她突然问我是否愿意看一些来自井冈山苏区的材料。当然我愿意。艾格妮丝马上便带我到法租界的男青年会大楼。我们在黑暗中爬上二楼，因为艾格妮丝不愿让开电梯的人知道她把陌生人带进了大楼，所以我们没乘电梯。上了楼，走过一条长廊，然后艾格妮丝取出钥匙打开一间办公室。接着我们又在黑暗中摸索，最后找到一个铁文件箱。她取出一把钥匙，打开箱子拉出抽屉，从抽屉最里边拿出几扎铅印的和油印的材料。印这些材料用的纸质量很坏，显然是用粗原料手工制成的。但却可以用来抄写文件、报告和文章。艾格妮丝接着又拿出一些纸币，是在井冈山苏区流通的货币。很明显，史沫特莱是受到委托来保管这些珍贵材料的，不是负责的交通员来取是决不打开锁的。艾格妮丝告诉我她为什么在法租界占有一间办公室。她说：“法国当局和警察比起公共租界的治安人员来，是不那么寻根问底的。”因此，地下党员就能在法国人的鼻子底下进行活动，这比在公共租界里活动便利得多。
我上面谈了一些很零散、很不完整的事例。但我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同那些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的革命者的工作分不开的。我深深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