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迈步从头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而今迈步从头越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
李维汉
1935年的遵义会议，清算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方面的错误，改组了党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这也是我们党头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中重大问题的会议。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才真正达到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完整的、统一的了解，从而领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并以独创性的内容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转折，标志着我们党已经走过了幼年时期，进入了成熟阶段。毛泽东同志1935年2月所作《娄山关》这首词写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就是这一历史转折最好的描述。联系我们党的历史来读这首词，深感“从头越”三字真有千钧之重！
为什么说遵义会议到延安时期，我们党才达到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呢？
首先，因为“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到了遵义会议前后，我们党已经有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功和失败的丰富经验教训。许多干部从实践中逐步识破了王明一伙的错误领导，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这才有可能实现遵义会议上这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转折。我虽然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但我一听到传达就表示坚决拥护，就是因为实践教育了我。王明等人在六届三中全会已经结束了李立三冒险主义之后，仍然坚持要召集中央紧急会议，并且不服从中央对他们的工作分配，对此我是很有意见的，所以曾经主张同他们斗争。后来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来中国，说王明等人是正确的，并指示要召开四中全会。我出于对共产国际的信任，才转过来拥护他们。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中央局决定红五月扩大红军三万人，要我负责，说只有扩军三万才能粉碎“围剿”，立下军令状。由于各地各方面党组织的努力和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结果完成扩军五万多人。但不久，反五次“围剿”即宣告失败，要我去江西、粤赣两省传达长征计划，要他们早作准备。这是因为什么？！有一次，我还在无意中听到两位主要负责同志互相议论说：“上海完了”（指上海的组织损失殆尽）。上海工作历史较长，基础比较深厚，所以“四·一二”时没有“完”，盲动主义下没有“完”，立三路线下也没有“完”，而在“国际路线”下反而“完了”，这又是因为什么？！我对前线作战情况和白区工作情况都无所知，所以感到非常突然，十分吃惊。还有，长征计划原定在湘西洪江地区创立根据地，但出发后，却只顾逃跑，不能立足，濒于失败，这又是因为什么？！正因这种种严酷事实的教育，使我完全拥护遵义会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同时，也正因为有了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才使我们党能在延安时期，认真地加以总结。毛泽东同志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完全符合事实，也表现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
其次，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以后写了大量主要批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同时也批判经验主义的著作，又在延安正确领导了1942年到1945年的整风学习，教育全党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作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在整风中，引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党的历史文件（《六大以前》、《六大以来》），总结经验教训，相互讨论，开展自我批评，进行调查研究。延安整风开始，个别学校出现过大字报一类的东西，但是那时毛泽东同志没有采取这种方法，而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民主方法、学习的方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至于康生搞的逼供信审干和“抢救运动”，那是另外一回事，不属于整风运动之内。）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也即是共产党员的自我教育运动。这个运动同时也在各敌后根据地得到推广。它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严肃地实事求是地讨论党的历史，深刻总结了经验教训，使广大党员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使全党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它在当时既教育了中年一代（现在的老年一代），也教育了青年一代（现在的中年一代），经过整风学习之后，在七大前夕，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切，就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奠定了思想的、政治的基础，接着就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又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终于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和发展的时期。党的七大一致通过在党章上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就我个人来说，延安时期包括延安整风在内，是在毛泽东思想教导下获得世界观根本转变的时期。我过去思想上长期受经验主义的束缚。我参加革命以后，一直工作积极，服从领导，遵守纪律，不闹独立性。我同陈独秀、李立三也曾有过某些原则性的争论，但最后还是对他们实行组织服从。从组织上说，这是优点。但思想上却缺乏自觉的能动性，缺乏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而在党中央的领导正确的时候，我的工作成绩比较显著，但在党中央的领导错误的时候，我的错误也比较突出。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以后，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先后被撤了职。我心想，为什么我们多年工作，有些经验，反而犯错误，而王明等人没有什么经验，反而被认为正确？我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他们有“理论”，所以极力要求去莫斯科学习，到莫斯科后又要求进长期班，就是想多学一点理论。实际上，我在莫斯科学到的理论不多，却受到了某些教条主义影响。1932年底奉调回国，1933年4月到瑞金，正赶上反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那时，我奉命参加江西省委开展的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首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我在斗争中出了力，犯了严重错误，遵义会议以后，才逐渐认识到这场斗争实际上是为了打击毛泽东同志在人民群众和地方组织中的威信。1935年，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讲干部问题，提倡独立思考、独立负责。他说：“不能表现创造力的人，说‘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的人，就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季米特洛夫选集》第156页）这对我很有启发。但是我还未弄清何谓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到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延安整风时期，我才懂得是要把握住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相统一这个根本原则，并以此重新解剖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改变理论同实践脱节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建立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这是我思想上的一次飞跃和世界观的一次转变。此后，我一面注意学习理论，特别是学习哲学，一面在工作中注意学习毛泽东同志调查研究的方法，分析事物的矛盾及其发展趋势。这使我得益很大。我永远不能忘记，延安整风是我的思想解放的学校，毛泽东同志是我思想解放的老师。
在延安时期，特别是经过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我们党形成和发扬了一整套优良的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例如：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革命同志一律平等，亲如手足的精神；团结统一，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等等。这些延安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是永放光芒的灯塔，万万不能丢掉。
延安时期，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和统一，首要的成果就是解决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这以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的基本观点是旧民主主义，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更是幼稚”，在“国民革命中……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只能处于帮助的地位，在野党的地位，（参看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要待到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后来历次左倾错误，则急于超出民主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毛泽东同志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结合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分析，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民主革命的道路。
在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中，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两个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就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7—568页）而这里所讲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1927年革命的失败，其客观原因，是反革命势力异常强大，而其主观原因就是我们党还不善于正确处理这两大问题。1928年党的六大，肯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是有重大功绩的，可是不但没有纠正反而继续贯彻了从“八七”会议开始的两个原则性的错误，就是：（一）不区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性大资产阶级，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二）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党的任务就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均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后来的历次左倾错误，都重复了这两个战略性的原则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更发展到了极端。他们把“九一八”事变以后不满蒋介石统治，要求抗日救国的第三势力看作“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把1933年冬十九路军建立的福建人民政府看作“一切在野的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派集合的中心”，（博古：《为着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和将做些什么？》）不但不予援助，反而把正在东线行动的、实际上起了援助十九路军作用的红军主力西调，并号召福建工农和军队反对福建人民政府，使它“迅速的走到破产”。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特别在白区城市工作中创造了一套很好的策略和战术，如正确处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的关系问题，群众斗争的策略问题，宣传鼓动工作问题等。但是，由于没有摆脱上述两个战略性原则错误，在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直到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前，未能使白区工作得到根本转变。
瓦窑堡会议以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了抗日战争。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延安时期，才完全正确地解决了这两个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这样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里，有两种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是革命对象。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两面性的阶级。在整个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对他们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在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之后，也要尽可能保持同他们的联盟。后来，毛泽东同志还明确谈过，在1927年至1931年期间，虽然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不少分子附和了反革命，“但是，决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认为那个时期我们在政治上不应该争取他们，在经济上不应该保护他们，就认为我们在那个时期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不是冒险主义的政策。相反地，那时我们的政策，仍然应当是保护和争取他们，以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去反对主要敌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2页）
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开辟了井冈山的道路。到了延安时期，更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彻底解决了武装斗争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问题。他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8、507页）“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同上，第573页）“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动的黑暗的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同上，第599页）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更进一步完备了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毛泽东同志指出：“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9页）“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同上，第1241页）我们翻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就可以看到，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是如何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项政策全部走上正轨，从而保证了革命胜利的。
李维汉同志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而写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和统一》一文，原载1981年第13期《红旗》杂志，这里刊登的是第二部分。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