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操心的普通人——天津市工厂企业采访见闻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为国家操心的普通人
——天津市工厂企业采访见闻
这里记述的，既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非身居要职的负责干部，而是天津市工厂企业里普通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可就是这些平平常常的人，心里同样装着祖国的荣辱，民族的安危，在为国家的兴盛操心出力。
往自己肩上压担子
在轧钢一厂，我们结识了热轧带钢车间的现场工刘长田。这位老工人负责的工作，是对轧出来的带钢进行现场管理和向用户发货，整天价收了管，管了发，平凡琐碎，默默无闻。他中等个头，黝黑的脸膛，见着上面来的人还有几分怯生。这个很平常的人，今年初在厂里传达党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讨论“国家有困难，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时，心里却翻腾起不平常的波澜：眼下国家有难处，咱是国家的主人，担着一份责任，可自己这工作，能做嘛贡献？
一连几天，刘师傅都在琢磨怎么往自己肩上压担子。在车间，在家里，他想啊，想啊。一天上午，他突然被一捆捆带钢上的铁丝头吸引住了。原来轧出的带钢都是用粗铁丝捆绑的，每捆上都长出了一段铁丝，能不能把它截短，节省一点呢？他很快找到车间的销售员刘善明，两个人迎着寒风在露天里丈量铁丝的长度，又跑到打捆工序亲手做试验，证实了每根铁丝果然可以截短20厘米，而又不影响打捆的质量。
20厘米铁丝只有六寸长，论重量也不过四两，似乎不屑一顾。可这个发现对刘师傅来说，竟如获至宝。他急不可待地同刘善明算起帐来：一吨带钢用三根铁丝捆，每根少用四两，一吨就可以省出一斤二两。今年车间里要生产十五万五千吨带钢，那么一斤二两乘上十五万五千，总共能省出铁丝186，000斤，合8，370元。就是靠着这一条，他们车间三个多月来就降低成本，增加收入两千余元。
我们问刘师傅：“你这样一段一块地节省铁丝，几角几角钱地算帐，是怎么想的？”
“有嘛可说的？”他搓搓手，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咱是个普通工人，能有多大能耐？可是国家财政上有窟窿，只要咱看到的，想到的，能省一点是一点，能得一点是一点，那窟窿也能补一点吧！”
没有豪言壮语，字字句句都很实在，但听了却使人不禁联想起流传多年的那句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涓涓细流汇成河，点点尘埃聚成山。刘师傅和他的伙伴们在铁丝上一点一滴节支增收的几千元，对国家的财政收入犹如沧海之一粟，但是有谁能否认他们尽的是振兴中华的匹夫之责呢？
现在，轧钢一厂里这样的“匹夫”多起来了。冷轧带钢车间的车工戴光明，看到轧机上的重要部件轧辊供不上，要影响钢材生产，二话没说，把加工轧辊的任务包下来。他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硬是用五天赶完了通常需要二十余天才能完成的加工任务，保证了车间增产增收计划的完成。为了减少能源消耗，热工工程师傅双春同工人们一起革新技术，前两年就使本厂节能的指标在全国同行业中居于领先地位，今年更上一层楼。他认真研究余热利用，试验提高传热系数的工艺，又和职工们共同落实了降低能源消耗6％、全年节约20万元的新措施。薄板车间管澡塘的工人周连奎，看到人家都在争着为国家分担困难，生怕自己落在后头。他发现人们进池塘洗澡的时候，池里的水溢出来哗哗地流失，就动脑子改进，采取勤放水、勤观察的做法，保证池塘水量适中，又避免外溢浪费，这样一天能节省一吨半水，也做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艰难中更显出英雄本色
红旗毛纺织厂从国外进口的一台剪呢机，由于光电控制装置失灵，一直未能投产。国内没有这种装置的图纸，没有必要的技术参数，只好请设备制造国派人检修。国外的三个检修人员倒是来了，但是折腾了一个星期没有修好，最后三个人把手一摊，回国去了。今年4月，正当大伙儿为这事着急的时候，没想到却出现了“一方有难，各方支援”的局面：
医疗器械厂的电工、市级劳动模范巩金渺来了；
羊毛衫厂的工程师胡书望来了；
自来水公司的电工邓福钧来了；
二轻局研究所的工程师、市级劳动模范翁金发来了；
厂外其他一些人也闻讯不请自来，为剪呢机的光电控制装置“会诊”、“治病”。
这当然并非来者的本职工作，他们完全可以不管。但是这些人不忍心国家花外汇买来的设备报废，不能坐视国家受损失而不顾，硬是要管这份“闲事”。他们明知道这是复杂的技术难题，但是他们身上长着中华男儿的硬骨头，非要设法把它攻破，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不可。巩金渺他们和红旗毛纺织厂的职工携起手来，怀着对祖国一片赤诚火热的心，投入了紧张的检修活动。他们不畏艰难，互相切磋，各展所长，反复地研究，反复地设计，反复地试验。经过二十多个日日夜夜，失灵的光电控制装置终于修好；外国技术人员未能救活的剪呢机，在爱管“闲事”的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手里运转起来，开始为提高呢料质量、增加国家收入服务了。
在天津市的职工中，这种爱管“闲事”、知难而进的人不少。他们有的是自己找事做，有的参加市里的业余群众组织——天津市群众技术协作委员会的活动。
“群协”这个组织始于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它的成员在当时苏联撤退专家的情况下，就有那么一股子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志气，解决了全市生产技术上一个个关键问题，为国家分担了困难。如今，当国家遇到新的困难的时候，他们发扬过去的好传统。市“群协”现有两千多名“老积极”。来自各个工业行业的这些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一不图名，二不求利，组成焊接、电子、热处理等32个技术交流队，利用业余时间四出承揽各种技术攻关任务。如果说这个群众性的组织同三年困难时期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其中一点是，现在它的活跃分子不仅有在职的职工，而且还有不少退休的老工人和技术人员。
史中杰是从化工企业退休的工程师，年近古稀，光是完成“群协”出的技术题目还不过瘾，又自己跑到一些工厂找活干，比不退休的人还要忙。有一天，风雪交加，女儿心疼爸爸，想用一起包饺子的办法骗住老人不要再跑工厂，但是退休工程师识破了这个“阴谋”，笑呵呵地给女儿做了解释，还是顶风冒雪跑到合成化学材料厂当“革新迷”去了。史中杰为搞成羊毛油污处理新工艺出过大力，为试制易燃蜂窝煤解决了技术难题，为帮助化工厂回收尾气、节约能源立了功，……眼看自己能在有生之年给国家分忧排难，做点贡献，别提心里多畅快了。今年春节，“群协”的负责人拿着50元钱，作为特别奖励给送到家里，老工程师一见就生了气：“这钱我不能要，国家有困难嘛，钱不在多少，能节省出一文来，对国家建设四化也是有用的。”
从圈外站到圈内
天津市的工厂企业里，为什么有这么多胸怀宽广、可敬可爱的人呢？为什么他们乐于为国家操心出力，而很少听到他们去讲那些通常使人心烦的埋怨、指责的牢骚话？这是我们采访中产生的疑问，也是我们急于弄清的问题。
在棉纺一厂，记者看出了其中的奥妙。
那是3月24日下午，这个厂的会议室里，聚集着参加学习中央工作会议文件轮训班的一百多名党员，一位身材瘦小的女同志正在发言：“党员是党的肌体的一个细胞，党有困难，每个党员都有责任。我们不能把自己划在圈外，站在圈外指责、埋怨、发牢骚；我们应该站到圈内来，自觉地承担义务和责任，和党一起克服困难。”
话不多，却动人心扉，发人深省。会场上立刻活跃起来。
这位女党员名叫杜宗惠，是北京大学1967年的毕业生，现任本厂电动车间技术员。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的血雨腥风日子里，她只是因为对很多老干部一夜之间被打成走资派不理解，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最后下放到棉纺一厂监督劳动。由于这段坎坷不平的经历，她荒废了学业，在1977年将近三十七周岁的时候才结婚，去年才分了一间小房子。过去的遭遇和现在的处境，使杜宗惠有一肚子不平之气，对社会上某些不正之风也很有意见。她埋怨过，发过牢骚，听的人也认为这是情理中事，表示理解和同情。但是，听说国家困难，听到党中央要求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战胜困难，实现经济上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进一步安定的号召，她沉思了。她在党员轮训班上的发言，就是从沉思中重新得出的看法。
“如果发牢骚能解决问题的话，咱们就都坐下来发牢骚。但这无济于事，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杜宗惠严肃地说，“那么怎么办呢？我想只能是一个做法，就是象对自己的母亲那样对待我们的党。儿女不能嫌弃自己的母亲，党员不能责怪我们的党。我们要同心同德，把党组织建设好，还要和党外的群众团结紧，一起使我们的国家摆脱困难，兴旺起来”。
杜宗惠的话，就象平静的湖面投进了石子，在棉纺一厂激起了波澜。她提出要从圈外站到圈内的问题，在许多党员、职工中引起了共鸣。是的，圈内和圈外，一字之差，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精神境界的反映啊！
四分场第三织布车间党总支书记张宝玉，原先有过“三气”：思想政治工作不被重视，感到憋气；看到问题成堆，有怨气；一些事情难办，又产生了泄气。有半年多的时间，他对车间的事不管不问，每天办公室一坐，喝几杯水，看几版报纸，成了泄气的皮球，拍不起，踢不转，还对别人讲：“我是猪八戒割了耳朵——又轻松，又美。”现在他也不得不认真考虑：自己这样做对吗？这是站在圈内，还是圈外？
一个党员干部的责任感，使张宝玉无法平静。他想，越是国家困难、党需要的时候，越是要我们挺身而出；越是工作不好做的时候，越是要我们努力去做好工作。如果该干的工作不去干，该抓的事情不去抓，看到党和国家有难处却站在圈外消极埋怨，唉声叹气，这还算什么党员干部，这样的党员干部有什么用呢？
从这以后，人们看到张宝玉又朝气蓬勃地活跃在车间里。他起早贪黑，勤勤恳恳，从思想政治工作入手，组织全车间六十多名党员、二百多名骨干带头，把群众性的增产节约活动搞得热气腾腾。
本报记者 于有海 朱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