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实行了联产责任制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我们也实行了联产责任制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山西曲沃县杨谈大队党总支书记 王德合
近来，一些同志见面就问我：“德合，听说你们也搞了联产到劳责任制，还有大包干？”也有一些同志拍着我的肩膀开心地说：“好啊，你这下可想通了。”是的，我现在想通了。咋个想通的？还得从头说起。
我们杨谈大队，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就摸索总结出“四小四定”（定人员、定质量、定时间、定报酬，小段农活、小段安排、小段作业、小段验收）的生产管理方法。1965年3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棉花会议，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受到了总理的表扬、鼓励。后来，刘少奇同志也赞扬了我们。从那时起，定额计酬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大概工”不吃香了，随之我们的“三结合”定额管理又重见天日。刚恢复定额计酬后，干部社员的积极性真不小，可是到第二年，就越来越感到不那么行得通了。干部的思想工作跟不上，农活的检查验收不顶真，社员们干活也不那么精细，粮棉产量没有提高多少。人们说：这是由过去的“大呼隆”变成了“小呼隆”。
难道过去的经验真的不适应今天的情况了吗？我感到困惑。年初听人说外地搞开了联产到劳、到户责任制，我心里盘算开了，咱杨谈过去靠“组织起来”，壮大了集体经济，现在搞包产到户、到人，能准吗？没几天，新上任的县委书记王润田同志来看我，以后又来了三次，开导我解放思想，要我面对现实，尊重群众意愿，多看看、多想想、多调查、多研究。我们大队有这样一个典型使我深受启发。第二生产队，过去在全大队25个生产队里是个后进队。去年秋天，他们把三百九十多亩小麦全部实行了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责任制，小麦播种既快又好，在全大队名列前茅。去冬，二队又把一百多亩棉花地联产到劳，社员们早早就整地送粪。其它队的干部和社员都说，我们也该向二队学习了。
群众的呼声，领导的帮助，实践的证明，使我很不平静，一连想了几个晚上，越想越觉得心里豁亮。不错，合作化时期我们是靠“组织起来”起家的，可是“组织起来”的实质主要表现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消灭剥削，实行按劳分配，并非要求我们必须组织在一块干活不可。集体经济并不等于完全集体经营，根据实际可以集体经营，也可以分散经营。前些年，正是片面地强调集体经营，“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使农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我们这些老先进大队，也变得名不副实了。至于过去的经验，当然有用，但不能照搬了。当年的“四小四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当时与其它办法相比，和社员的利益联系比较紧密，而现在，从我们大队的现实出发，定额计酬就显得不如联产计酬了，联产计酬和社员的利益联系得更直接，因而更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
我想通了，就组织社员民主讨论，很快定出了我们大队的责任制形式。这一下好比麦秸垛上扔上了一把火，“轰”地一下就烧起来了。今年我们大队3，600亩棉花上粪多，整地细，播种速度比前年提早三四天。旱情严重，有的地块苗不太全，社员硬是担水移栽。大家还互相暗里憋着劲，都想拿头分产量。我也和11名妇女包了50亩棉花。目前棉花长得绿油油、齐刷刷，十分喜人。实践教育了我，我虽然64岁了，还想多学点新东西，新办法，使我们的生产责任制不断加强和完善，把我们大队的农业生产搞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