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心耿耿 为党为国”——访老共产党员何长工同志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访问记

“忠心耿耿 为党为国”
——访老共产党员何长工同志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的前夕，为了学习老一辈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学习他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英勇奋斗的事迹，我连续几次访问了老共产党员、老革命家何长工同志。
何长工同志是我党建党初期的党员之一。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副院长。
“我们应当打破功名利禄，富贵荣华，权利地位，待遇享受，树立起忠心耿耿，为党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观。”这是何老在接受记者采访期间，亲笔写下的谈话提纲中的一段话，也是他几十年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
何老高龄八十一岁，从事革命工作已经六十年了。革命艰险，道路崎岖，从何谈起？
“就从您的家庭谈起吧，听说您全家有48人被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杀害了，前后情况是怎么回事？”
何老象站在高山之巅遥望滚滚东流的黄河一样，心思旷远，话语滔滔：
几十年来，我们的党，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经历了一条曲折而艰险的发展道路；我们的党和人民，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岂止我何长工的一家！
其实，我的一家有两次机会是可以免于遭难的……
那是1930年3月下旬，何长工同志以鄂东南地区和红五军代表的双重身份与该区的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到上海去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和湖北省党的代表会议。他们随身携带了在开辟鄂东南革命根据地时，从地主豪绅那里没收来的一千多两金条，由于他们的伪装和机智，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查，顺利地交给了上海的党组织。后来，党组织发现这些金条的实际重量远远超过了何长工同志自报的重量（乡村的土秤大），便提出将多出的金条部分交给何长工同志自己处理，并建议他用这些黄金去打通各种关系，把他家乡的爱人和两个孩子接到上海来，并由组织帮助他把爱人安排在上海学纺织，两个孩子送到莫斯科去培养。何长工同志感谢组织的关怀，但没有接受组织的一分一厘黄金。他想得很简单：公款不能用于私事。
同年7月，作为红八军军长的何长工同志，带领红军首克湘军何键盘踞的老巢——长沙城。英勇的红军歼敌近五个旅，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通讯器材，筹款四十多万银元，扩大红军七八千人，红军的装备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并建立了第一个全省的苏维埃政权和总工会。这次战果辉煌、震惊中外的长沙战役，大长了红军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
这时，一位负责同志对何长工同志说：
“军长，你是攻打长沙的军长，又是革命委员会主任，敌人对你恨之入骨，你的家属肯定也凶多吉少，是不是开个会，以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形式，用一点缴获来的钱，把你的家属和小孩从老家接出来？”何长工同志又一次拒绝了这个建议。
果不出其所料，9月，在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失利以后，反动军阀何键亲自下令捕杀了何长工同志的一家：他的妻子、两个幼儿及其他亲属。他的妹妹何鸣一，是华容县党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也在这次惨死于刽子手的屠刀之下。牺牲的时候，年仅二十五岁。在押赴刑场时，她沿路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
八十一岁高龄的何老，说到这里也止不住眼睛湿润，声音哽咽……
第一次访问就这样结束了。
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何老始终与毛主席在一起。上山不久，毛主席便派他去寻找南昌起义部队。在这过程中，何老曾先后三次差点被自己的农会误杀、被白军的民团砍头。由于他的勇敢和机智，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找到了朱德和陈毅同志。不久后，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便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以后，在改造井冈山收编的王佐部队中，在保卫井冈山的战斗和开辟鄂东南革命根据地、攻打长沙的战役中，都表现了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受到同志们的赞扬。在红都瑞金、延安和东北等地，他先后办了十二年多军事政治学校，在党领导下培养了大批干部和革命中坚……总之，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在党的领导下，冒险犯难，九死一生，在创造新的红色根据地和红军建设中，都有他的一份战功。
何老深通英文、法文，还会讲俄语、西班牙语。早年在长沙、长辛店、法国学过机械制造。全国解放后，他提出发展航空工业，并身体力行为我国航空工业的建立和建设作出了贡献。从1952年地质部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他一直担任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的职务。他身残志不残，为我国地质工业的发展，为支援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作了很大的努力。
凡是熟悉何老历史、了解何老才干的人，无不为我党培养和锻炼了象何老这样一批能文能武的高级干部而高兴，无不在内心深深敬仰象何老这样一心为党、一心为革命的老革命家。他们自己是怎样对待过去的功劳和地位的？当我向何老提出这一问题时，这位在长期的革命征途中饱经沧桑的老人莞尔而笑，然后谦虚地说：
要说功劳，在我们党、我们国家里，毛主席的功劳最大。这是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几十年的老兵从长期斗争中认识到的一条真理。至于我个人，谈不上什么功劳。因为个人的历史是与党的历史，解放军的历史，国家的历史联系着的，我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中滚打出来的。想想过去牺牲的老战友（一场恶战下来，要牺牲好多战友呵！黄公略就是挨着我牺牲的。武汉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的三千多人，现在活着的只有八九个人了，除个别当了逃兵以外，大部分都是牺牲在战场上），是他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党和人民的好儿女，是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我们的党旗、国旗和祖国的山河。在他们面前，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计较自己的功劳大小，地位的高低呢？
当然，不计较不意味着不碰到。几十年来，职位的不断变化，在我身上是很频繁的。我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曾担任过湖南洞庭湖西区几个县的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马日事变”后，为了迎接新的任务，党组织派我到武汉警卫团，在那里，最初我只是一个班长。当时有人对我这个“留洋”学生、“总指挥”竟只当了一个“小小的”班长不理解。但我却根本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我想到的只是组织的安排，革命的需要，我一心只等待着新的任务的到来。从1930年到粉碎蒋介石对井冈山的三次“围剿”，我一直是军长，长征到达延安，在抗大，最初我却是一个队的队长。解放后，我满心希望为国家的重工业建设出把力，因为我学过机械专业，也懂外文。正当我在航空工业方面干得劲头十足的时候，党又把我调到新成立的地质部去当副部长。我当时感到很突然，一则，我热爱和熟悉重工业，却不熟悉地质专业；二则，我在1929年保卫井冈山的一次战斗中右腿受伤，长期残废。我担心象我这样一个不能爬山，不能涉水的跛子去地质部，难以完成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任务。但当我想到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对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决不能讨价还价，只有坚决地服从。我满腔热忱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来到了地质部。在地质部工作了整整十四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整个国家和民族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我当然也不能幸免。
讲到这里，何老停住了。他的记忆又飞到“文化大革命”那十年内乱的年月去了。我也沉默着。
“我常想”，何老打破了短时间的沉默说，“我是公家的人，是全民所有制的人，我没有野心，没有权欲，我不拉山头，不搞宗派。我从来只认识公家，只认识组织，只知道服从组织。组织和集体给我的任务，我千方百计去完成，即使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组织和集体给我的荣誉，我接受，并以此为动力更加努力地去为党工作。组织指出我的问题，我改正，绝不文过饰非。从我参加革命那天起，苦累、生死、得失、荣辱等等，早已置之度外。我时刻以‘忠心耿耿，为党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求自己。所以，我觉得，我既然认准了革命这条路，就要不顾一切地走到底，如果革命是一帆风顺的，比吃蜜还甜，那还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
我看着老人那和蔼可亲的面影，回味着他那朴素的陈述，好象看到了他那诚挚、袒露而又宽广的心胸！多么可敬的老前辈！
和其他历史的功臣、党的骨干一样，何老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1975年，在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的多次亲笔批示和直接关怀下，何长工同志才回到了党的怀抱，回到了人民军队的行列。当他重新穿上绿色的军装，戴着鲜红的领章和帽徽时，在这位革命老者面前，又展现了满目青山，万里征程！
本报记者 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