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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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五部分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这一部分讲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过程和原因。学习这一部分，要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是错误的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既不符合马列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因而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批修”“批资”混淆了是非
许多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而加以批判的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过或支持过的。
“打倒走资派”混淆了敌我
被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批判“反动学术权威”，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
“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脱离了党组织和群众
广大党员被停止组织生活，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初期被卷入运动而后来改变态度的大多数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受到重用。
“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而是内乱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根本不应该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不是“乱了敌人”，只是乱了自己。至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应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
第二、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这十年中，中央领导同志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第一段：1966年5月——1969年4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二月逆流”党的九大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所谓“刘邓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
1967年2月前后，一些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
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是错误的。
第二段：1969年4月——1973年8月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事件周恩来同志主持工作和提出批极左思潮党的十大
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1972年，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
1973年8月，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
第三段：1973年8月——1976年10月“批林批孔”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周恩来同志逝世和天安门事件毛泽东同志逝世和粉碎“四人帮”
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这个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
1975年，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1976年1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同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6年9月毛泽东同志逝世。同年10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第三、对“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要作全面的科学的分析
直接原因：
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随着他的威望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但是，要把毛泽东同志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论点，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把他的错误同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区别开来。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内存在着的缺点。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这个时期虽然在全局上犯了严重错误，但在国内国际的一些方面仍然发挥了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作用。
社会历史原因：
对社会主义社会缺乏认识，习惯于沿用过去的旧经验；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偏差的影响和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在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的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由于把马恩列斯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就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作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此外，还有中苏论战的影响。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不易肃清，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