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着棋走活了”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这着棋走活了”
湖南省桃江县三堂街公社在改变劳力结构上作文章，促进了多种经营的全面发展，打开了五业兴旺的新局面
地处资水之滨的桃江县三堂街公社，从1980年开始改变劳动力结构，把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从1979年占全社总劳力的三分之二缩减到三分之一；投放到多种经营上的劳动力比例，则相对地上升到三分之二。群众反映：这着棋走活了，打开了五业兴旺的新局面。去年，尽管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全社粮食总产和单产仍然创历史最高水平。特别是多种经营的大幅度增长，使全社总收入由1979年的一百六十八万多元增加到二百三十五万多元，增长40％。人均分配收入由80．7元增加到134元。
牵住由穷变富的“牛鼻子”
在三堂街公社礼堂里，挂着一幅标语：“使农民由穷变富，建设富庶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怎样才能由穷变富呢？公社党委从七里村大队夹山口生产队试点的实践中，发现了改变劳动力布局与调整农业内部经济结构，与农民由穷变富之间的内在联系。夹山口是个田土较少、山林资源丰富的生产队。1979年春，公社负责同志到这里蹲点，同生产队的干部一起，研究试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全队65个评级劳动力，分成九个专业组：水稻组14人，承包97亩水稻；旱土组三人，承包十亩生姜和红薯；其余占总劳力73％以上的劳动力，分别安排在六个篾席组和一个木工组，联产到劳、到户。这年与1978年比较，粮食总产量增长12．4％，多种经营收入增长一倍，人均分配收入增长80．5％。农业内部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多种经营收入的比重显著增长。
夹山口生产队的经验说明，实事求是地改变劳动力结构，就能牵住由穷变富的“牛鼻子”。过去，在“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拚命把劳动力往大田里赶。在这个三分田土七分山林的公社，1979年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还占总劳动力的70％以上。平均每个劳动力只耕种两亩多地，浪费劳动力的现象十分严重。多年来，工分日值都在三四角钱左右徘徊，人均分配收入最低的一年只有40元，群众年年过着“稻谷加稻草，红薯加辣椒”的日子，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成了空洞的口号。
公社党委通过由点到面的分析，思想豁然开朗了，1980年，在全社范围内推广了夹山口的经验，把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由1979年的三千五百多人减少到一千八百多人；多种经营的劳动力则由一千八百多人增加到三千六百多人。这样就使长期存在的劳动力结构不合理现象有了根本的改变。
消除了人们的疑虑
有人担心：“从粮田里抽走那么多劳动力，粮食产量掉下来怎么办？”有人甚至指责：“田里的劳动力减少那么多，还象个办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样子吗？”上级机关下来检查生产的同志看到七里村大队下田的人少了，很不满意，批评他们“劳动力集中不起来”，“搞的冷冷清清”。
然而，三堂街公社党委决定继续按原方案，积极改变劳动力布局。因为他们算过细账：解放前地主雇长工，一个劳动力要种25亩田，只有农忙时增加少量零工和月工。当然，那是一季稻，耕作也粗放。现在，改种双季稻，耕作质量高了，但是，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生产条件也大大改善了。按照精耕细作的要求，平均每亩水稻只需要投放65个至70个工日，而平均每个全劳力一年实际上可作350个工日，折算起来，一个全劳力可耕种五六亩田。全社9，700亩水田，630亩旱土，用一千八百多个全劳力来耕种就足够了。
根据这个标准，他们固定了种植水稻和旱粮的专业劳力。另外，承包合同还明确规定，从事多种经营的劳力，每人每年都要担负30至50个工日的农忙季节工，参加春插、“双抢”、秋收秋种，做到不误农时。水稻组的成员，贵精不贵多，都是从社员中挑选出来的作田里手，个个都能“扶犁掌耙，抛粮下种，割禾插田”。有了这样一支水稻专业队伍，加上用合同形式固定下来的季节工，对于继续抓紧粮食生产，提高粮食产量，从社队干部到社员群众，心里就踏实了。盖头村大队十个生产队，挑选了占总劳力27％的作田老把式，组成19个水稻组。去年，粮食总产量比1979年增长11．1％，亩产一举跨过千斤。
重要的是“有业可专”
从粮田里“赶”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往何处去？三堂街公社剩余劳动力占50％左右。有的同志为此发愁：“怎么办？”多年来，生产的单一化使人们的思想也变得简单化了，似乎除了种田，就别无他路。
三堂街公社虽然只有一万多亩耕地，山林却有三万多亩，其中纯竹林有8，000亩。现在，已经萎缩多年的竹篾业和砖瓦业又复萌了。全社有竹林资源的六十多个生产队，队队建立了竹篾加工组，兴办了93个竹篾加工厂，从事竹篾加工的社员由1979年的三百多人猛增到一千五百多人，经营的项目也由原来只编织凉席发展到生产竹床、竹椅、竹帘、篾箩、飞碟等十多个品种。在缺乏竹林资源的资水之滨，人们发挥“泥巴优势”，利用荒废的沟港堤坝，重新办起了二十多个砖瓦窑。其它多种经营项目，也如雨后春笋拔节而上。它很快就把全部剩余劳动力消化了。在这里，男女老少都成了专业承包者。
不久前，记者两次来到这个公社，走访了七个大队，所到之处，真是“生产队里无闲人，社员个个忙不赢”。64岁的老汉周花菊，去年承包三亩半茶园，他象对待自留地一样，精心培管，采摘期长达一百多天，平均每亩产值一千元，创全县最高纪录；为集体抓回的纯收入超过1979年一倍多。他除了实做工分3，500分外，还得到超合同奖金300元。
专业化商品化的新起点
实行专业联产责任制，广开生产门路，使农业生产向专业化、商品化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三堂街公社有三百多个专业组，五百多个专业户，还有一大批竹木加工、养鱼、养鸭、种植零星经济作物的专业工。专业化的生产，促使社员们干一行，钻一行，逐步成为有熟练技术的专业劳动者。务农能手越来越多，能工巧匠成批涌现。盖头村大队妇女主任詹白芝，是个编织凉席的能手。她为金塘村生产队培训了15个篾工，使这个生产队篾器组由原来的5人发展到20人。花桥村大队詹家村生产队老篾匠詹介生，去年被选拔为篾器加工组长。他把全队31个剩余劳力和老弱病残，按照生产流程编成六个小组，建立起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实行“一条龙”作业，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全年篾器收入达到一万多元，等于1979年全队工、副业总收入的1．2倍。
专业化生产打破了自然经济的沉寂局面，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七里村大队去年出售篾器的收入达到九万七千多元，占全大队总收入的60％。过去，一根竹子，斩头去尾，中间一段仅仅利用两层篾片，其余的，往往一把火化为灰烬。现在，一根竹子一般都破成八层篾片，外四层用来编织凉席，里四层加工晒垫、竹帘和围折。竹枝捆扎成扫帚，竹尾加工成热水瓶壳子，竹头制出了笔筒和茶叶盒，竹绒更是用于制作沙发的“热门货”。公路上，三五成群的社员，挑着篾器和竹副产品，有说有笑地赶往集镇，踊跃出售。资水岸边，出窑的砖瓦堆积如山，前来装运的车辆和船只，络绎不绝。1980年，全社仅竹篾业和砖瓦业两项产品，就为集体经济抓回现金五十多万元，占全社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加上交售给国家的生猪、蛋品等共计收入一百四十四万多元，比1979年增长87．3％。
本报记者 刘振贵 李业英
本报通讯员 吴锡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