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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版()
专栏：

寻觅
〔报告文学〕
高缨
人类每一天都在寻觅。
我们远古的祖先，在雷电下寻觅火种，在丛莽间寻觅猎物。
一代又一代，人们寻觅着太空的新星，谷类的新种，物质的新元素，思维的新结晶。
人们在寻觅的时候，眼球凝聚着心灵的光——希冀、困惑、疑虑、冷与热、惊讶与狂喜。
我常常寻觅这样的目光。
我常常看到这样的眼睛。
一
冯国楣是园艺学家，住在繁花似锦的昆明。
几十年来，他用一双明净而灼热的眼，凝视着万紫千红；寻觅着花的美，花的实用价值，花的变异，花的新品种。
在昆明市园林研究所的院落里，我认识了他，一杯清茶，我俩初结友情。
他满头白发，银子似的；方正的脸黑里透红。时代的清新空气，使他神采奕奕，气宇轩昂。自由自在的手势，无拘无束的言语：谈论着植物、花、药、茶、土壤、阳光、雨和风。
谈笑间他微微扬起眉梢，我又一次看见一双寻觅者的眼睛。
“明天，我们就要出发了。”他说。
“到哪儿去？”
“去滇西的腾冲。”
“做甚么？”
“寻找一棵杜鹃花。”
“杜鹃？！”我诧异了。
“是的，杜鹃，一棵‘大树杜鹃’。我们已经寻找它好些年了。”
“为甚么？”
他沉思着，轻轻地叹息一声……
二
是在六十三年以前，英国人傅利斯怀着一颗“冒险家”贪婪的心，横渡大西洋，取道缅甸进入号称“植物王国”的云南。
他先后来过七次，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在当时英国所控制的海关的庇护下，他一共采走了二三百种植物新种——这植物中的金子。
这一次，他闯进腾冲县高黎贡山的原始森林。出乎意料，他看见一棵硕大无比的杜鹃。
这棵杜鹃，伫立于杂树之上。树高25米，树干的圆周2．6米。茂盛的树冠遮天蔽日，千万朵花有如云霞。
傅利斯吃惊得张大了口。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棵杜鹃！
在这大自然的奇迹面前，傅利斯毫无膜拜之心，却狠心地举起了斧头。
他重价雇来十几个苦力，强令他们拉起了大锯。
美貌的杜鹃巨人倒下来了。它活了280岁，身上有280圈年轮。
傅利斯从大树腰部，锯下一个圆盘形的大标本，用绳索捆住，杠子抬着，八人大轿似的把它运下山，运出中国边界，运到缅甸仰光。装箱上船，一直运到了英国伦敦。
于是，在英国大英博物馆里，展出了令世界植物学界瞩目的最大的杜鹃。
于是，在植物分类学的著述图解中，第一次出现“大树杜鹃”的名字，和英国人撰写的独家资料。
这标本上沾着杜鹃的血，也沾着中国大地母亲的泪。
这著述中记载着“大树杜鹃”的美貌，也记载着中华民族的耻辱与苦难。
“腐败的旧中国政府，连疆土都不能自保，何况这一棵杜鹃！中国土地上生长的珍贵植物，却只在外国的博物馆里展出，而我们，连‘大树杜鹃’的影子也没有看见。能不叫人痛心疾首么？！”冯国楣的眼睛，迸出悲愤的泪星儿。
我凝望着他的眼睛，寻觅着他的心。
真巧，冯国楣今年整63岁。也就是傅利斯砍走“大树杜鹃”的那一年，这个贫苦家庭的孩子哇哇落地。他的摇篮，是放在被肢解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土上的。在他刚懂事的时候，就看见长江上来往着侵略者的炮艇，租界上飘扬着外国的旗帜。他挨饿，失学，流浪……十五六岁，他渐渐地爱上了花卉，爱这繁衍着无数花卉的土地，爱这如花的祖国。
他曾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下，把一箱箱的花卉标本抢救出来，从江西背到云南。
他曾在丽江的破庙里，在旧社会的冷眼下，在饥寒中栽培奇花异草。
新中国成立了，他怀着对祖国深厚的爱，不息地研究着高山花卉，药用植物，高山造林树种，直到秋霜染白了头发。
即使在十年浩劫的苦难屈辱中，他也带着对失掉了的“大树杜鹃”的深情，悄悄地收集、研究各种各样的杜鹃花。
“我爱杜鹃，它很美，很丰富，红的象朱砂，白的象玉，水红的象小姑娘的脸。”他这样对我说。
“我爱杜鹃，因为它是发祥在中国土地上的花卉。我国的杜鹃花，多达460种，”他自豪地说，“它最初生长在我们的喜马拉雅山麓和横断山脉间，千百年来，慢慢地繁衍到长江流域，又慢慢地分布到东南亚、澳洲、欧洲和北美洲。”
那么‘大树杜鹃’呢，世界上别处有吗？”
“没有。它是杜鹃花科中最稀有，也是最大的一种，可以称它是‘杜鹃王’。”
“偌大一个中国，难道就找不到第二棵？”
“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找到。可是我们决心要找到它。为了国家的荣誉，为了让中国人都能看到自己的‘大树杜鹃’，在我有生之年，一定得找到它！”
“你们去找过了吗？”
“找过两次了，可是都没能找到。”
三
去年春天，他们第一次奔向腾冲。
腾冲，这个滇西的要冲，这个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坐落在中缅边境。北有苍莽的高黎贡山和姊妹山为屏障，挡住了北来的寒流，南有平阔的瑞丽河谷，引来依洛瓦底江上的热风。这个马蹄形的区域，有着得天独厚的气温，而五六十座古代火山所喷射的岩浆，风化为遍地那得天独厚的土地，更有强烈的日照，充沛的雨水，无数的温泉与沸泉，造就成一个壮丽而神奇的天地。因此，这里是古代植物的庇护所，是温带森林的典型，是稀有花卉的摇篮，是植物学家、园艺学家的暖棚。
冯国楣和他的助手们，就在这里寻觅那失踪的“大树杜鹃”。
根据所知资料，英人傅利斯是在腾冲的河头砍去“大树杜鹃”的；地图上确有个“河头”的小地名，是在临近边境的古家公社辖区。
他们驱车赶到古家，又步行一天，找到了河头这个高山村寨。
有谁看到过“大树杜鹃”呢？没有。汉族和傈僳族的乡亲们都摇了摇头。
又怎能甘心呢？他们背上干粮和水壶，拄上一根木棍，攀上高山，深入密林丛中。
他们的双脚向每一座山头搜寻，他们的眼睛对每一棵树木探询。
有高大的山毛榉，有肥壮的红椿，有杉，有枫，有美貌的含笑树和木兰，可是“大树杜鹃”呀，你在哪里？
有野山茶，有马缨花，有附满悬岩的报春、爬满枝头的茑萝、藏在深谷的兰、立在山坡的羊角花，也有许多小杜鹃，唯独没有“大树杜鹃”！
寻觅着，寻觅着，从朦胧的早晨，直到暗淡的黄昏。
森林之夜黑如浓墨，静似深渊。
豹子在岩石畔低吼，老熊践踏着枯枝。
劳累、饥饿、惊恐困扰着他们，失望更沉重。
他们在莽林中迷了路，稍一不慎就可能越出国境。他们只好点起篝火，等待第二个黎明。
幸好赶来六个边防战士，把他们救出险境，接应他们回到公社。
“难道这块土地上再没有第二棵‘大树杜鹃’了吗？难道它真是绝了种……”冯国楣锁紧了眉头。
“不不，决不能就此罢休！”冯国楣的心在喊。
在困惑中，他豁然想到：傅利斯不是曾经雇用过十几个苦力吗？那么而今他们在哪里？
他们开始了人的寻觅。
据说当年受雇的十六个苦力，已经有十五人不在人世，只剩下一个老赵，可不在腾冲；他是丽江人，娶过一个腾冲婆。
好，有人在就有希望！赶快到丽江去，找到这位老赵！
冯国楣和他的助手们，乘上一辆吉普车，飞快地向着千里之外的丽江驰去。跨过澜沧江，穿过苍山洱海，直奔滇北高原……
在丽江古朴的街巷，他们敲开一个老人的板门。
“你们要找老赵吗？”老人叹息着回答，“晚了一步呀，他已在去年病故了。”
冯国楣又一次失望了。
“老赵死了，剩下了腾冲婆。”
是吗？是吗？这太好了！就是暗夜中只有一点火星，也要追上去！
在一间临街的小屋里，白发的腾冲婆婆坐在他们中间。她年已78岁，老眼昏花，记忆也很差了。
“是有个英国人，喊老赵去砍过什么树。那时候我年轻，不懂事。现在也记不清是去了哪儿……”婆婆这样回答。
“婆婆，你再想一想，老赵在腾冲还有什么熟人？”冯国楣在绝望中仍不甘心。
白发婆婆想了好一阵，才慢声说：“有，有个何文明，跟老赵钻过山。他就住在丽江雪松村，眼下也快80了，不知还在不在人世。”
冯国楣唰地一下站了起来，带上助手，连夜奔向雪松村。
在玉龙雪山下，生产队长带他们找到了纳西族老农何文明。
一听说来人是为了寻找“大树杜鹃”，八旬老人不禁激动得双手打颤：“早就该去找它了呵！我年年在念呵！”
何文明眯着老眼听冯国楣述说了寻找“大树杜鹃”的经过，拍一下膝盖说：“哎呀，你们找错了地方！你们去的是古家的河头，那不对；腾冲还有个河头，是在龙川江上游的瓦甸，属界头公社，那才是出过‘大树杜鹃’的地方呀！”
冯国楣的眼睛，重新闪出了希望之光。他紧紧握住何文明的手：“谢谢你，谢谢你了，老人家！”
四
第二次寻觅是在去年8月。
由于其它研究项目的牵挂，冯国楣未能成行。他只得派他的助手们先去探询。在腾冲地方干部的帮助下，他们很快打听到，在界头公社境内的深山区，果然有一个少为人知的河头。
沿着陡峭的峡谷，他们逆龙川江而上。
天上风雨，地下泥泞。
到了界头公社的桥头寨，举目一看，只见漫山遍野的原始森林，黑沉沉密不透风，有如厚重的巨幅帷幕，隔断人间烟火。
这个河头，是个没有路，没有人迹的地方。到那里去，需要走上整整两天。
这真出乎寻觅者的预料。他们缺乏足够的准备。冷静的思考，使他们没有冒然深入不毛。
好心的乡亲们说：“这是甚么时候呀，又是雨，又是风，蛇多，兽凶，遍林子都是干蚂蝗、马鹿虱子，连打猎的都不敢进山。开春再来吧，三月杜鹃开花，也许能找到的。”
我是在今年2月13日初访冯国楣的。
2月14日，冯国楣和他的助手们就从昆明出发，三下腾冲。
整整50天，我没有再见到他。
这期间，我正在横断山脉中旅行。三千里途程，我到处都看到人们寻觅的眼睛。我看见纳西族老人，正聚精会神地研究《东巴经》，寻觅着人类最古老的几乎绝迹的象形文字；我看见点苍山下的白族工人，在细细地研磨着大理石，要找到石纹中最美的画面；我看见一队年轻的勘探队员，正翻上高黎贡山，去寻找稀有的矿脉；我看见明眸皓齿的傣族姑娘，在田野上栽培优良的新稻种……
我却没有遇到冯国楣和他的助手们。
然而他们的身影，老是晃动在我的心上。
我常常问询远方的丛山：那棵“大树杜鹃”，到底找到没有？
4月上旬，当我回到昆明的第二天，便赶快去重访冯国楣。
昆明市园林研究所的院落，仍然是那么宁静，柚花正吐着幽香，山茶在悄悄凋谢。
他从小屋里迎了出来。
从他那只灼热而有力的手，那熠熠闪亮的眼睛里，我感到了“大树杜鹃”的存在。
“怎么？找到了？”
“找到了，找到了！我们终于把它找到了！”
他的声调平缓，却抑不住内心的欢欣。
他的脸晒得更黑了，却泛出青年人似的红晕。
他拉住我的手走进小屋，还没等我坐定，就快步走入内室，取来一只硕大的杜鹃花的标本。
“看，这就是咱们‘大树杜鹃’的花！”
呵，这的确是一束奇花，一个杜鹃花的“王”！谁见过这么大的杜鹃花呢？花序长26厘米，一球花有24朵，每朵花冠长8厘米、口径6到8厘米，呈水红色，好象一只只玉石雕成的大酒杯。
“这太好了！”我一连声的赞叹，又急切地问：“那么树呢，有多大？”
他站起来，伸开双臂比划着：“树身有20来米高，圆周是1．6米，一个人抱不过来呢！还找到几颗稍微小一点的，都是‘大树杜鹃’。虽说比英国人砍走的那一颗略小一些，但我们毕竟是把它找回到自己手里了！”
“是的，这个古代植物，是我们独有的杜鹃新种，”他更加兴奋地说，“我们不仅在植物学界，争回了祖国的荣誉，我们还要更好地保护稀有植物，要对‘大树杜鹃’进行科学研究，要为它引种、育种，让它传播到世界上去，让千千万万的人，都看到这个大自然的奇迹！”
这就是他们历经艰险的动力。
是在2月下旬，他们去到了腾冲的界头公社。他们备好了干粮、水，请来了一位傈僳族猎人当向导，背上猎枪，再带上一条猎狗就向着深山行进。走上一天的山路，在一个高山村寨里歇宿一夜，翌日，迎着初起的朝霞，他们步入莽莽的原始森林。
马鹿在林间奔跑，野雉在草丛翻飞。
藤蔓遮住视线，用砍刀斩开一条去路；荆棘划破了手，用嘴吮干血珠儿。
老林越来越深了。钻来钻去，搜寻了大半天，仍不见“大树杜鹃”的踪影。
年迈的冯国楣，步态蹒跚地落在后面了。
他的年轻助手们，喘息着往前走去。
忽然，在脚下的枯叶中，他们见到了几片半尺来长的落叶，呵，快看，这不正是“大树杜鹃”所特有的阔叶吗？
跑上几步，忽地看到了几朵落花，呀，好大的杜鹃花呀！
猛抬头，只见杂树丛中，两棵硕大的古树，姊妹般的并肩而立。树皮上贴着青苔，树枝上挂着丝萝，那高昂着的树冠，缀满了水红色的奇花。
呵，这不正是它吗？“大树杜鹃”，大地母亲失掉的娇女儿，我们梦中的，心上的花呀！
寻觅者的眼睛，射出了狂喜的光。
“我们找到了！找到了！”
他们对着群山欢呼。
“‘大树杜鹃’回来了！回来了！……”
森林在风中回应。
冯国楣在后面听见了欢呼，一下子呆住了。他忽觉四肢痠软，眼中慢慢地渗出了泪水——这苦涩而甜蜜的泪……
……我的双目也微微湿润了，当听罢这动心的故事，我紧紧地，紧紧地握住冯国楣的手，却又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
“大树杜鹃”是可贵的，而更可贵的，是寻觅“大树杜鹃”的人。
冯国楣和他的助手们，寻觅到“一树奇花”。而我们寻觅到的，是一颗颗热爱祖国的心。
在祖国的大地上，这颗心无所不在。
于是寻觅者的眼睛无所不在。
寻觅着，寻觅着昔日的珍宝，今日的奇迹，明日的繁星。
1981年4月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