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商业的新课题——江苏浙江安徽城乡市场见闻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国营商业的新课题
——江苏浙江安徽城乡市场见闻
本报记者 林晰 吴元富
江苏省商业厅一位老干部对记者说得很坦率：“我们过去吃的是三碗饭：独家饭、现成饭、大锅饭。现在独家饭和现成饭不容易吃了，大锅饭受到了威胁，我们的日子不那么好过了。”
事实也确实如此。安徽省宣城地区供销社今年第一季度销货额下降，利润下降，费用上升。这在国营商业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浙江省宁波市的农贸市场大多设在国营菜店附近。市场的蔬菜比起国营菜店，品种齐全、质量好，还可以挑选。国营菜店卖菜往往好坏一齐铲。在这个市的中马路菜市场，记者看到只有细得象手指头的莴笋和拳头大的卷心菜，一位女售货员指着门外农民的菜很感慨地说：“人家卖的是新、鲜、嫩，我们卖的是老、大、粗。”国营蔬菜部门也确有不少苦衷，他们做了工作还受埋怨，国家赔了钱，群众还有意见。无锡市1978年蔬菜亏损38万元，79年亏损68万元，80年亏损158万元，今年一至四月份已亏损83万元，国家的包袱越背越重。去年春天缺菜，每人每天供应三两三，领导急得团团转；今年4月1日至10日，青菜上市10万担，正常销量只要三至四万担，只好每担青菜给农民两元钱的“在田处理费”。就是说，这些青菜连城都没有进，国家就赔了十余万元。不少商业工作者提出：这种作法还能继续下去吗？
“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明。”的确，国营商业面临着新课题，流通领域里许多方面的问题，需要进行大胆探索和迅速改革。
是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还是按行政区划把商品管死？这个在理论上似乎解决了的问题，在实际中并没有解决。以徐州市为例，它的地理位置处在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省交界处，京沪、陇海两大铁路干线在这里交叉。东到连云港，北到济南，西到郑州，南到蚌埠都是五六百里。在以五六百里为半径画圆这样一个广阔、富饶的地区内，只有徐州是个大城市。历史上，徐州的政治、军事地位是很重要的，它的经济地位也很重要，历来是著名的商品集散地。这些年来，它作为这个地区的经济中心的价值被人为地削弱了。五十年代在徐州百货批发站进货的有四十多个县，现在只剩下24个县，五金站只剩下14个县了。原来这个地区只有徐州一个二级站，现在又增了六个二级站。“条条”要统到底，“块块”则要割据一方，造成了商品迂回运输。本来，上海货可以从徐州发往山东边界各县，但现在有些商品却经过徐州发往济南、临沂、济宁，再返回山东边界各县。安徽省的萧县离徐州城不过五十里，但萧县用火柴要到蚌埠甚至过长江到芜湖进货。有些偏紧商品，地区封锁，影响余缺调剂。就在徐州市内，大大小小的商业局有十几个，机构一层一层，库房一层一层，哪一级都是五脏俱全，而且都在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商品流通，这怎能不造成层次多、环节多、费用大、损耗大呢？商品流通是有其客观规律的，破坏这个规律，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惩罚。在徐州，目前有些渠道，象贸易货栈、集体的和个体的长途运销已经冲破了条条、块块的限制。江浙平原的大米，淮北平原的黄豆、花生，大别山区的药材，微山湖的鱼虾，又在这里的市场上广泛成交了。山东临沂、济宁一带的农民，步行千八百里，用小车把生姜推到南京、无锡等地出售。当地商业部门为什么不经营呢？他们怕赔钱。看来，亟需加快改革这些不合理的经营体制。
官商化——这个国营商业的老问题，在市场搞活之后显得更加突出了。就以营业时间来说，我们到皖南泾县的时候才是下午六点钟，太阳还老高，可是大街两侧的国营商店已经打烊了。县里的一位同志说：“群众习惯了，不再晚上来买东西了”。人们的习惯本是下班以后转转市场，买点东西，这些年，官商的做法硬把人们的习惯也改变了。市场搞活以后，情况开始有了一些变化，许多县城和集镇的个体的和集体的饮食业服务业，营业时间从天明到深夜，明显地在“将”国营商业的“军”。屯溪市曾有“小上海”之称，我们走过二里长的人民路时，正是晚上七点，恰似“将军一声令”，国营商店的门全关了，而集体的门全开着，个体户正在起劲地叫卖。有人说国营商业被大锅饭和铁饭碗拖住了腿，怎能说不需要改革？
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中要有个头。这个头理所当然的是我们的国营商业。我们城乡市场都是以国营商业为主体的，繁荣市场、平抑物价、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要依靠国营商业这条大动脉，这是毫无疑问的。市场搞活以后，国营商业的主导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更突出了。农村集市和城市农贸市场的价格都是本着国营牌价上下浮动的。宁波郊区的农民把蔬菜担进城先要打听一下国营菜店有没有货、多少钱一斤，然后再订价；市民买菜也是先到国营菜店转一遭，然后才决定是否买农贸市场的。只要国营菜店有货，市场的价格就平稳。
徐州地区供销社1978年至1980年，三年时间购进每年递增21．4％，销售每年递增16．7％，利润每年递增17．3％。今年1—5月份，购进比去年同期增加31．4％，销售增加15．4％，利润增加15．2％。他们为什么能保持这样高的增长速度呢？1978年开始出现多渠道的时候，他们也曾经手忙脚乱过，营业额下降，后来提出“利用多渠道，到市场上去竞争”，全区229个基层供销社除了继续依靠国营批发这条渠道外，同时放开手脚，到就近的地方组织货源。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调拨任务以后，基层社直接到外地推销农副产品。既搞纵向联系，又搞横向联系，扩大了业务。徐州地区邳县官湖供销社去年到无锡、扬州等市推销粉丝50万斤，粉渣120万斤，辣椒15万斤，白菜100万斤，农副产品购进从1979年的100万元增加到169万元，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他们又从无锡、扬州购进服装，满足当地市场需要。安徽省泾县黄村供销社有全民职工27人，集体职工30人。原来混在一起吃大锅饭，业务很不景气。今年4月起，国营和集体分开，单独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超额奖励，两家对着干，营业额增加，利润上升，费用下降，服务态度也好了。事实说明，竞争是改造官商的一副良药。无锡市南河浜菜市场门前有了农贸市场以后，领导感到有压力，他们学习农民卖菜的方法：菜进来以后，该挑的挑，该洗的洗，该捆的捆，不卖大堆菜了，不仅营业额上升，还有了盈利。
“内有动力，外有压力”，才能前进。这是一个真理。从国营商业来说，目前压力已经有了，但动力还嫌不足。原因是什么？在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商业厅局长座谈会上，商业部的一位负责人提到了国营商业必须花大力气肃清“左”的流毒和影响。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财贸战线仍然面临着继续解放思想。放开手脚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