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百九十八枚金牌想到电影艺术的质量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从五百九十八枚金牌想到电影艺术的质量问题
王一诚
提要：我国体育事业为振兴中华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是和平时的勤修苦练分不开的。联想到我们的电影艺术，成绩还不甚理想。在电影界，认真读书，乃至学一点本行业务的风气，是比较稀薄的。电影工作者一定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勤奋学习，掌握各方面的知识。提高电影质量，根本还在于解放思想，加紧学习，不断地接触和发现实践中的新情况，努力掌握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学一点历史唯物主义，学一点历史。学习，实践，联系群众，听取群众意见，提高电影艺术质量，这是文艺工作者的光荣职责。
不久前，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同志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里，……我国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获得了598枚金牌，单只去年一年就夺得三百多枚金牌，……排球、足球、冰球、体操、田径、篮球、乒乓球等项目的二十个运动员和一个运动队，在国际比赛中被评为最佳运动员、最佳运动队，这在中国体育史上是空前的。”
这段话使我感奋，使我相信我国体育事业的确正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为振兴中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我也很自然地联想起我们的文艺事业。体育和文艺，在十年内乱中都是重灾区，被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整死、整垮的人，文艺界可能比体育界多一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文艺和体育也同样地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从去年和今年的几次文艺评奖来看，文艺界不论在文学（短篇、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戏剧、美术、电影、音乐等各个方面，都涌现出了大批中青年作家、编剧、导演、美术家、表演艺术家和歌手。但是从总体来看，文艺和体育各种项目之间，也还都有不平衡的问题，例如文艺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新诗方面的成就比较突出，而最富群众性的电影，成绩却不甚理想。
谈体育，乒乓球长期在国际比赛中保持着很高的荣誉，今年在三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了全部七项冠军；排球、体操、跳水已经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足球、田径近两年来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最近看了南斯拉夫足球国家二队和我国几个球队的比赛，谁都能看出，我们足球要在世界大赛中进入前八名，恐怕还没有太大的把握。田径方面，有若干项目名次已经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能破世界纪录的还是不多。按习惯，足球和田径，常常是评价一个国家体育水平的标志，因此，这种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还值得我们重视和努力。
不平衡，也可以说比例失调，这个问题，文艺和体育比较起来，就显得特别严重。和十年内乱时期比，文艺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文学和戏剧，可以说在质和量两方面不仅达到而且超过了六十年代的水平，的确是出了人才，出了作品。可是每天有几千万人看的电影又如何呢？坦率地说，能够赶上乃至超过六十年代水平的作品，只占年产总数的很小比例。进一步说，甚至在百花奖、金鸡奖得奖的影片中，也还有明显的缺点。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说许多电影厂都把拍好的影片拿到上海电影厂去给演员“配音”，因为那些厂不少演员的普通话讲得不好，因此，反映情况的同志说，根本的问题是现在某些电影厂厂长、导演挑选演员，以及电影学院招收新生的时候，只考虑到演员的外形，而不注意作为一个演员所必备的其他条件。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周恩来同志在六十年代就不止一次讲过，外国的所谓明星不仅能表演，而且能歌善舞，而我们呢？“演员口齿不清，咬字不准，更不会骑马、游泳、开车”。周总理苦口婆心地要求我们的表演艺术家（包括话剧演员）一定要痛下决心，勤修苦练，力求成为一个“合格的演员”。这些话不少人听到过，记得报刊上也发表过。
体育为什么能在短短的两年半的时间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我看，这是和平时的勤修苦练分不开的。不久前看了一部刚完成的以我国排球运动员成长为题材的影片《沙鸥》，特别加深了我对电影质量上不足的感慨。当然，这部影片里扮演沙鸥的演员是北京排球队的一名主力，不是职业演员，要求职业电影演员具有这样的专业水平，是不可能的。我从这部影片想到的问题，是这部影片中反映出来的体育方面（不限于排球）的那种已经成为传统的、长时期坚持的大运动量的锻炼。和我一起去的同志看了《沙鸥》中通过大运动量的长期锻炼而终于在国际比赛中获得锦标的场面，禁不住流了眼泪，而我却从这个场面联想到电影演员由别人“配音”的问题。中国幅员辽阔，过去交通不便，讲话带乡音，普通话讲不好，是不足为奇的；艺术学院招生，看来普通话讲得好不好，也不一定是录取的唯一标准。但是，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你既然选择了这门行当，或者被选上当了演员，那么你就得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勤奋学习，力求做一个称职的文艺工作者。口齿不清、咬字不准、“乡音无改”，不管你外形怎么美，是不能算合格和称职的。当然，要成为一个合格和称职的演员，语言只不过是起码的条件之一，任何一个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要尽快地向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新中国进军的大转折时期，应该学习和必需学习的科目是很多的。
文艺工作者和体力劳动者不同，需要有各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胡耀邦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一再强调了学习的重要。他要求我们学习马列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了的真理，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切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我们革命者的行动指南，而决不是要人们去生吞活剥的僵死教条”。他要求我们学习历史，他说：“我们必须继续学习和研究中国的革命历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中国的发展。而我们大家对昨天的中国，不是懂得太多，而是懂得太少了。”他要求我们通过学习去总结各方面的经验，他说：“无论是人家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经验，我们都要通过自己的分析，吸取其中有益的可供借鉴的东西。因此，我们要在努力研究和总结自己的经验的同时，努力研究和分析别国、别地、别人的东西。”他讲的是大道理，讲的是全局性的问题，但我认为这些话对我们文艺工作者，特别是电影工作者来说，是真挚的要求，也可以说是严肃的警告。也许是我的偏激之谈，我有一种感觉，在电影界，认真地、坚持不懈地每天读一点书，学一点哲学、学一点经济学、学一点科学、乃至学一点本行业务的风气，是比较稀薄的。
我们写革命历史题材的剧本，常常是好人百分之百的好，坏人百分之百的坏，革命者是足赤的全人，反革命者是从娘胎里就是无恶不作的坏蛋；写战争题材的影片，常常是我军百战百胜，战无不克，敌人则是一触即溃，战无不败。这就是陈毅同志批评过的“雷公打豆腐”的模式。这种创作思想不就是形而上学，不就是没有认真学习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结果么？不就是“四人帮”的所谓“三突出”的“创作方法”能在文艺界盛行一时的原因么？
近年来农村题材的电影少，不少作家都说，农业政策“多变”，写了“成活率”不大。当然，这种想法的确也反映了一定的实际情况。中国地方大，西北和东南的自然条件相差很大，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穷队和富队之间的生活水平还有很大的差别。由于这种实际情况，即使在同一地区，同样实行生产责任制，具体做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从全局来看，假如我们认真地学习和研究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农业政策，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要逐步肃清林江反革命集团在农业方面的极左思潮，要逐步实行大农业、大粮食方针，把农业生产搞活，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裕起来等等，不是没有变也不会变么？加上文艺作品写的是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人在特定情况中的思想感情，我们只要从全局、整体出发，避免片面性，不急于去写那些尚在试行而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枝节问题，那么，农村题材应该说是非常宽广的。举例说，直到今天，党的农业政策，同一些思想僵化、不动脑筋的干部，同那些死抱住极左思想不放的人之间的斗争，不是仍然相当普遍么？象电影《喜盈门》和话剧《张灯结彩》里所反映的那些家庭矛盾，不是还大量存在么？因此，我认为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解放思想，还在于加紧学习。只要我们不断地去接触和发现实践中的新情况，努力掌握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我们的余悸就会解除，我们作品的“成活率”就会提高，我们的题材就会丰富多彩，我们的作品质量就会迅速地上升。
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时，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不言而喻，我们还要下定决心，勤修苦练，学习我们从事的专业知识。电影是综合艺术，电影工作者要学习的东西更多，要研究的范围更广。从电影剧本创作的现状来看，不平衡的现象也是很突出的。有的作家底子好，阅读的范围广。但也不必讳言，从报刊上发表的剧本可以看出，还有一些作者知识范围狭窄，甚至可以看出他们连当前的党的政策，重要的文件和有关文艺创作的理论文章，也没有兴趣去阅读和研究。举一个例子，近年来发表了不少用真名真姓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为题材的剧本，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可是在这一类有关党史的重大题材的剧本中，就出现过不少违背历史真实、臆想、虚构的情节。作家这样写了，电影厂的领导和电影刊物的编辑又不认真调查研究和核实，发表了，拍摄了，上映了，于是就引起了与这段历史有关者或参与者的不满和抗议。这样的事，近一两年来就发现过不止一次。而碰到这种情况，又会发生另一种很不正常的反应，这就是个别作家不仅听不进一句批评，反而会“火冒三丈”，把对革命历史负责的善意批评，也当作对革命历史题材的“扼杀”和干涉。党不是要求我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么？历史博物馆、革命纪念馆这样做了，报刊这样做了，为什么电影这样一种最富于群众性的艺术可以随意地歪曲历史、主观虚构呢？我不想“上纲”，我只希望文艺工作者认真地学习一点历史唯物主义，最少也得学习一点近代和当代的历史。文艺工作者对“五讲四美”运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文艺工作者自身具备一点虚心听取领导和群众意见的“心灵美”，恐怕也是完全必要的。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和国家正处在一个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党对文艺工作寄予很大的期望。今天，学习，实践，联系群众，听取群众意见，不断地提高我们电影艺术的质量，这是每个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光荣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