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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熄灭的火种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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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1-07-23
第5版()
专栏:

永不熄灭的火种
刘瑞龙
今年4月29日,是我党先驱者恽代英同志在南京英勇就义的五十周年。我把代英同志早年寄到南通的一份珍贵文献交给中央档案馆转献党中央,来纪念代英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所作的伟大贡献,来纪念我党诞生六十周年。
这份珍贵文献,就是1920年社会主义研究社再版的《共产党宣言》。封面上自上而下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格斯、安格尔斯(今译马克思、恩格斯)合著;陈望道译。”下面印着马克思半身像。全文四章,五十六页。这份珍贵文献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早已在中国的先进分子中传播了。
我最初读到这本书时,还是南通师范1925年级的学生。一次,我去看望表姐葛季膺,在她的桌上,偶然看到这本书。翻了几页,虽未看懂内容,但已为其中从未见过的、别开生面的用语所吸引。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开始想探索“在欧洲大陆徘徊的怪物”——共产主义。表姐说,这是上海大学教员恽代英先生寄给她的,恽先生很关心青年的学习和进步。
葛季膺是在南京高师读书时和代英同志的四弟恽子强相识的。他们相识不久,季膺就和远在成都的恽代英同志通信联系,热心求教。代英同志调上海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中国青年》以后,他们的联系更紧密了。子强和季膺受到代英同志的教导,在1923年到1925年间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们一道去吉林长春第二师范任教。在那里,他们领导了当地青年学生的爱国反帝斗争。
这时,代英同志在南通开辟了另一个传播革命种子的渠道。他和南通师范进步学生组织“晨光社”建立了通讯联系。《中国青年》第32期介绍了“晨光社”的活动情况,更加鼓舞了南通革命青年。此后,“晨光社”的骨干丛永琮、王盈朝等人,经代英同志介绍先后加入共青团(CY)和共产党(CP),陆续入党的还有徐家瑾、杨文辉等人。这些同志在1926年夏天组成南通师范的党支部,成为南通地区较早的党的组织之一。
季膺和子强从东北回南通不久,便由代英同志介绍同去广州工作。1926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汉,他们二人绕道去南通结婚后到武汉,我向他们表示了想去武汉学习的愿望。1927年3月,主持军校工作的恽代英同志写信给季膺的大哥葛松亭先生,通知我去武汉投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我4月初去上海,准备西上,正碰上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交通阻断,我的愿望没有实现。
1927年6月,汪蒋合流后,子强、季膺回南通,他们谈到代英同志在军校工作时的情况,当时,代英同志鄙薄北伐军军官中流行的所谓“五皮主义”(“五皮主义”即当时北伐军军官中比较考究的装束:皮鞋、皮带、皮包、皮裹腿、皮鞭)。他主持军校,经常布军衣一身。所得薪金,除部分供家用外,很大部分交了党费。他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为学员和知友所传颂。他们还介绍了代英同志和沈葆英同志新婚后的美满生活,并说代英同志已安全离开武汉随军南下。这些消息,都给我很大的鼓舞。子强、季膺同志在南通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帮助通师和通中学生组织了“革命青年社”并对我们讲述当时的革命大势,介绍青年运动的经验和方法,还拿出恽代英、肖楚女寄来的革命书刊在社员中传阅学习。
子强夫妇因处境险恶,不久就到上海中法大学教书去了。当时,我将从青年朋友中收回的几本革命书刊,交由季膺的大哥葛松亭先生密藏在卧室的天花板上。解放后,在葛家保存的革命文物中,还发现了我为“革命青年社”抄写的一份学习书目。
我于1930年调上海工作后,经常去看望子强夫妇。后来,季膺同志因贫病折磨去世了。抗日战争中,子强同志携带诸儿(包括代英同志牺牲后留下的孤儿)进了解放区,转赴延安。途经淮北时我们见过一面,以后分处南北,长久未通音讯。
1949年全国解放后,我在上海市委工作时,子强同志从北京来找我。畅叙别情之余,我问他:“你远道来沪,有什么要我办的事吗?”他把我带到襄阳南路敦和里陈满珍同志家里,到亭子间,他沉痛地对我说:“当年到上海后,环境紧张的时候我们就住在这里,季膺也就是在这里死的。”他在杂物堆里拿出一个尘封多年的网篮,指着说:“这是代英同志1917年、1918年、1919年的日记和他主编《中国青年》时用的参考书,以及当年收到的书信和照片等,其中还有肖楚女同志的东西。”除了代英同志1919年的日记,他要带去直接交给烈士夫人沈葆英同志亲自保存外,其它大量珍贵文物,他要我全部交给党组织保存。从烈士的遗物里,可以看出他们不畏艰险与敌人决死战斗的献身精神。
这些珍贵文物,我和一批战友们摘要抄录拜读后,已遵照子强同志的嘱咐交给中央档案馆转献党中央了。
秘藏在葛家卧室天花板上的革命书刊,葛松亭先生于1957年取出交我,其中有1920年再版的《共产党宣言》,有1924年三版的《共产党宣言》,有1921年后出版的列宁著《劳农政府的成功和困难》、《讨论进行计划书》、《共产党礼拜六》,山川均著《列宁传》,还有一本1927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解剖》。我当时打算用作整理党史资料的依据,存放手头,每逢展阅,如见先烈。在十年浩劫中,躲过多次查抄,终于保存了下来。这次能经我手完整无恙地把这些珍贵文献经档案馆献给党中央,实是平生一大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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