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两次营救了我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党两次营救了我
刘景范
回顾我参加革命五十多年的经历，深感党的生命力的强大。我们党不仅能战胜强大的阶级敌人，而且能经常清除内部的蛀虫，能把偏离了航向的航船拨正，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曾经有过一些反革命两面派混进党内，不管他们伪装得多巧妙，钻得多深，爬得多高，终于都被揭露出来，清洗出去了。
仅拿我个人的经历来说，亲眼看到我们党所经历的勇敢、曲折、复杂的斗争，使时局转危为安、转失败为胜利。我曾两次在“左”倾路线下被坏人陷害，关入监牢，但两次都被党营救出来，做出公正的结论。这更增强了我对党的信赖。
1935年，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六、七次“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围剿”，红军声威大震，苏区迅速扩大，陕甘边区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联成一片。正当人心非常振奋的时候，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代表来到了陕北。他和先来的一位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勾结在一起，打着“布尔什维克化”的旗帜，喊着那些“左”得吓人的口号，不顾客观实际，只按他们捧着的本本办事，到处指手划脚，胡作非为起来。他们那些过左的做法，遭到了执行正确路线同志们的抵制，这就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他们错误地把党内矛盾扩大成敌我矛盾。他们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给西北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捏造了许多罪名，诬陷为反革命，先夺了西北党和军队的领导权，然后就搞所谓的
“肃反”，把西北红军的领导人刘志丹等同志以及红二十六军、陕甘边区大批革命干部逮捕入狱，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被逮捕的同志中有很多被杀害了。他们这种罪恶作法，造成了红军内部互相猜疑，思想混乱，人民惶恐不安。那时全国各革命根据地都被左倾路线断送了，只留下西北这块根据地，但也正处在被他们断送的严重关头。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率领中央红军来到陕甘边区。当时我们被押在陕北瓦窑堡狱中。狱中被关押的同志每天经受着拷打和逼供的考验。
12月初的一天，牢门打开了，进来一个不相识的人，颜面劳累黄瘦，在严寒季节，还穿着一身单薄衣衫和草鞋。一看，便知是长征干部。他很和蔼，但没有说话，只给我们编了号，在每个“犯人”的墙上钉了牌儿，就走了。那时我们“犯人”之间不能说话，我见此情景，心中纳闷：是不是中央红军来到陕北了？虽然没有肯定的答案，我却心中暗喜，预感到我们得救了。果然，第二天，那位同志又带着几个人，先把我们十几个人叫到外面，用斧头砸开我们的脚镣，我们真的得救了！大家热泪盈眶。当天，就在陕北保卫局前院的大厅，摆了两桌酒席，表示对我们的慰问。
中央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同志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说：你们不是反革命，都是革命同志。中央决定释放你们，分配工作。刘志丹同志当时代表我们大家，感谢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他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这一决策不仅是拯救了我们这些人的生命，最重要的是挽救了西北这块革命根据地……我们不要计较个人的得失，要团结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努力工作。
当时我想：同样是党中央，为什么现在与过去是完全两样呢？原来，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扭转了革命航向，从而挽救了中国革命的危局。
当然，一件事情的完全解决并不那么容易。1935年10月，中央来到陕甘根据地，11月解决了陕北的“肃反”问题，但整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则，中央是在长征途中，领导机关一些成员的思想还未彻底清理，对陕北搞错误肃反的负责人也还来不及清算。二则，敌人正在“围剿”，不能做更细致的调查研究。所以，我们虽然被释放了，反革命帽子取掉了，但那顶“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还没有摘掉，“肃反”的责任尚未全部弄清。以后，中央腾出手来，又经过调查研究，到1942年底至1943年初，党中央直接领导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西北高干会议，毛泽东、任弼时、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彻底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在西北造成的恶果，问题得到了全部解决。对于受冤枉的同志，不管是牺牲了的，还是活着的，一律做出正确评价。对于制造和领导错误肃反的主要负责人，中央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决定给予适当的处分。
这说明，党的纪律是严明的，是非是清楚的。这件事，不但使西北干部深受感动，而且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群众的敬佩。
接着，就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清理了1935年以前形成的从中央到全国各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全党的团结达到了最高峰，战斗力空前增强，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政治思想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康生等一伙野心家、反革命分子利用我们党新的左倾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以“最最革命”的极左面目出现，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捕风捉影、捏造罪名，陷害革命同志，为他们篡党篡国扫清障碍。他们这伙祸国殃民、残害革命干部和人民的血债累累的刽子手，虽然钻进我们的心脏长达十年之久，但终究受到了人民的审判，国法的制裁。
我又一次被蒙冤，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在接见全国各地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头目时，即开始陷害了许多领导干部和革命同志，说这个是“反革命”，那个是“三反分子”，这个是“叛徒”，那个是“反党分子”。我也被他点为“三反分子”。在康生煽动下，“造反派”便乱抓乱斗，形势更为混乱。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利用职权，捏造罪名，陷害好人，这是康生的一贯做法。当时，我再三考虑，康生现在是林彪、江青一伙的智囊、军师，揭发他，会招来杀身之祸，不揭发，就是放纵坏人，还算什么共产党员？还有什么党性？因此，在1968年初，中央一办的专案人员审问我时，我向他们揭发了康生陷害革命同志的种种罪行。这一揭发，果然不出我所料，不久，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即召开公审大会，宣布我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当场将我逮捕。这次我在狱中度过了七年。在七年中，我虽然受尽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但我从未失去过信心。我断定，这种情况绝不会持续很久，我们的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健在，有广大人民和广大党员的支持，绝不会允许他们这样横行下去。
我的想法没有落空。1974年12月24日这天，看守人员把我带进了会客室，原来是中央专案人员和家属接我来了。由于周总理过问了我的案子，毛主席作了释放我的批示。当专案人员宣读了毛主席的批示后，我激动地说：“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第二次救了我！”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逐步回到了马列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我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我们一定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