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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版()
专栏：

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
吴滤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的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这对于正确地认识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十分必要的。学习《决议》，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注意这种区别。
毛泽东思想照亮了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航程，引导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大道，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这是有目共睹的。毛泽东同志晚年犯有严重错误，特别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带来很大的不幸，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巨大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全局性和长时间的，这种矛盾的历史现象，在一个时期内，影响了一些同志，对毛泽东思想产生两种错误态度：或者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或者是否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搞“两个凡是”，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观点。《决议》把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理论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为我们纠正上述两种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态度，提供了一把有效的钥匙。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叫毛泽东思想？是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想法都叫毛泽东思想？
对这个问题，早在七大就有公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次《决议》也写得很明白：“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至于就毛泽东同志个人来说，他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正象他自己多次所说的那样，他早年信过神，信过孔夫子，也信过唯心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后来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显然，我们决不能把毛泽东同志个人早年的这些思想都归之于毛泽东思想。
即便是在后来，在毛泽东同志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提出一系列新结论时，也就是说在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中，也不能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每一个观点都归入毛泽东思想。在最近发表的《“七大”工作方针》这一讲话中，毛泽东同志自己就说过：
“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192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此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毛泽东同志讲这篇话的时候，正是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的时候。可见，就在那个时候，党和毛泽东同志自己，也都没有把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和他的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毛泽东思想混为一谈。
有些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不是一篇文章的错误，也不是在某个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而不主张再提毛泽东思想，甚至认为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要坚持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确实，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不是个别问题的错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当然不是一个个别结论的错误。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这种错误主张同毛泽东思想混为一谈。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同志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它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都是完全错误的。既然如此，我们理所当然地要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这种错误，同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的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
这种区别，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极为重要。把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论点当作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去坚持，我们将在“左”的泥坑里越陷越深。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否认毛泽东思想，我们也会在迷雾中徘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一方面，坚决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在各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坚决顶住了社会上少数人否认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这几年的拨乱反正中，我们所批判的一切和建树的一切，都没有离开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的范畴。现在《决议》又从理论上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完全区别开来。通过认真的学习，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决议》的这个结论上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更快、更好地完成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任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迈出更加坚实有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