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造成贫困与灾难？——记封建土地制度下的洞庭湖滨农村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湖南通讯

　　是谁造成贫困与灾难？
　　——记封建土地制度下的洞庭湖滨农村
本报记者 力文 方堤
一、荒洲怎样变成良田
湖南滨洞庭湖十一县——常德、益阳、沅江、湘阴、汉寿、南县、沣县、华容、安乡、临湘、岳阳，共有垸田五百六十余万亩，绝大部分是能产两季稻子的良田。湖南人民把这块地方叫着“米仓”，但这“米仓”原来却是渺无人烟的荒洲，到处丛生着芦苇和茅柴。
荒洲是一百多年来陆续在洞庭湖里淤积成的。特别是最近三四十年，湖心泥沙淤积得更多了，洲土面积便随着宽广起来。这些年来，洞庭湖周围的淤积地，成了国民党官僚、党棍及当地豪绅、恶霸争夺的血腥场所。国民党反动政府三十年前在湖南设“湖田局”，后来又改用“湖田清理处”等名目，来尽情的吸吮着劳动人民的血汗。土地兼并者向“局”、“处”纳一笔资，扯了“照”（即霸占土地的执照），就获得了公开强夺土地的权利。更有些恶霸豪绅和帮会头子，不用到反动政府扯“照”，当他们看到某块洲土将要淤现的时候，便带着打手乘划子兜上一圈，周围插上标记，这块淤积地便算是属于他了。当这块洲土出水的时候，任何人不能动一粒土。最大的成了“洲土大王”，他们都拥有一万亩至数万亩以上的土地。
荒洲圈定以后，地主们组成堤务局，招来成千的工人和农民，开始筑堤开荒、修垸子。
农民从各地来到这里开荒，每亩荒洲先向地主缴五六斗至一石的“进庄”（押金），写下佃约。然后搭个茅棚安身，开始一棵一棵地砍掉洲上的芦柴，起五更睡半夜的排除洲内的渍水，用劳动来创造可耕的土地。“押金”每年加重着，第二年、三年当荒洲变成良田时，它也由一石变成二石三石甚至四石。
“地主修垸子是不花本钱的。”“头年修个皮，二年修半截，三年留个尾，四年才补齐”——这是一个在垸子里教书多年的小学教师，对地主筑修堤垸的生动描述，也指出了“不花本钱”的原因所在。举例来说吧：一个四千亩大小的荒洲，第一年可收两千四百石谷的押金，堤却只“修个皮”，用一半以上的谷去放高利贷；到第二年，又借口堤未修成要佃户再增押金，经过三年时间，本加利，利滚利、增加押金又有新利，单利息修这个垸堤就用不完。另一方面，修堤时间拖长了，工人的工资也就更便于拖欠、克扣，许多工人修了两年堤得不到工钱，只能得到几张兑不到钱的“工票”，等到第二年春荒严重的时候，工人们只好把工票以三成或五成的价格低价卖给堤务局。湘阴老修堤工人罗春堂对这笔账记得很清楚，他说：“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我在和丰垸修堤，堤务局讲好了每方土（四百四十担）二斗米，但直到第二年，才给了我几张工票，每方土的工票刚好买二升米。”在罗春堂作工的那个垸子，有几十个工人饿得不行，向堤务局要工钱，地主们就从县里搬来枪兵，进行了一次大屠杀，四个工人牺牲了，十几个受了伤，还有十几个被按上“匪”的罪名，押在牢里。
这就是滨湖每个垸子成长的历史；荒洲就是这样变成良田的。这些良田是地主的吗？不！地主们是用比强盗还卑劣的手段从劳动人民手里抢去的。
二、地主掠到土地以后
这里土地集中到惊人的程度。据湘阴、汉寿、沅江三县七个村的调查，仅占人口百分之三的地主，即占土地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一。这还只是代表一般地区。较突出的如湘阴全县占户口百分之一·八的地主，即占土地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一；其中个别地区，几乎全部土地为地主所占有。如锡安区康宁垸，地主占有全垸土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一切罪恶的剥削，就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当农民谈及他们被剥削的情景时，凄惨地说：“没有田作啊，不让他们（地主）摆布，又怎么办？”是的，地主就是利用农民“没有田作”，向他们进行押金、地租、高利贷等多种剥削。这些剥削方法彼此结合，像一条铁炼一样紧紧地束缚着农民。
地租租额，一般为每亩一石五斗至两石，形式上约占每亩常年正产量（三石到四石）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实际上要高到百分之六十或七十。因为地主按“毛亩”索租，“毛亩”是包括了不能耕作的房屋、路基、牛棚等地基，以及地主出租写佃约时，以少写多的虚数在内的。通常实耕田仅占“毛亩”三分之二，或更少些，这便大大加重了租额。
农民佃田时须先缴“押金”，每亩多为三石，是一种野蛮的额外剥削。地主们在计算“押金”时，又常“因时制宜”地将谷折钱，或将钱折谷，折的价格由地主决定。农民常因此负债终身或破产。
湘阴普庆垸地主李炳炎的佃户，永远忘记不了李炳炎是怎样地将押金以钱折谷，来加重剥削他们。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宣布禁用银元。李炳炎硬把殷春生开始租地时缴的一百四十块银洋的押金，折成了十四石谷（当时市价每石谷仅三元）后，又以押金“少”，叫春生再拿出十一石谷。自耕农王锡林是这样破产的：一九三二年，他借了李炳炎二十五石谷，第二年还不起，就被李炳炎利上加利，把十二亩七分田（内有三亩祖坟地），全部夺去抵了债。田仍由王锡林种着，并逼着他拿出三十石谷的押金，随即又欠了新债，不到几年光景，王锡林家里所有的树木、家具、房屋等，便都成了李炳炎的财产。
李炳炎的剥削事实和本领，在滨湖农村，并不突出，用当地农民的话来说，还只是个三五百亩的“小角色”，当然他不能与“洲土大王”们相比，即比起另一“小角色”蔡策勋，也还逊色。
蔡策勋是沅江二区五村的地主。七月初，当我们从益阳经沅江到湘阴时，曾听到许多农民对他痛恨的控诉。这里只谈一件：
一九四四年，日寇侵入沅江时，风声很紧，蔡策勋把家务连同十几亩橘园及一块荒地，交雇工向菊秋代管，仓惶到亲戚家逃难。临走时他对雇工说，回来时平分橘园的产品。第二年蔡策勋回来了，向菊秋靠了全家辛劳，已把橘园培植得十分繁茂，挂满硕大的蜜橘，还有一个月就可丰收了。蔡策勋见财眼红，心生鬼计，硬说向菊秋偷卖了他的家具，把菊秋押送乡公所去坐牢。邻舍们同情向菊秋，把他保释出来，蔡又使出更毒手段，一夜，派枪兵逼着向菊秋离村，不走，就要拉出去打死。一场丰收的希望，变成了眼泪：向菊秋不但没分到蜜橘，一年工资也落了空，深更半夜，他带着妻儿，一步一回头地离开那即将丰收的橘园，叫着苍天，逃难他乡。这样，蔡策勋全部吞占了三百多担蜜橘，百多石红薯和一部棉花。
至于那些“洲土大王”，如南县的汤东荪、湘阴的陈锡珊、沅江的王一华、汉寿的高耀林等，在他们所统治的大块地区上——他们都霸占着十几个到几十个垸子的大部或一部土地，延绵达数十里，农民就是他们的奴隶，任他们抢掠和屠杀。诸如：一九二三年，高耀林带着二百多打手，武装抢劫全固垸农民的菜子，满满装走四只“大帮子船”。王一华常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强迫佃户提早缴租，缴不起的就记在账上，秋后以每石谷五斗利索还。一九三七年提早收租时，又东垸有个姓曹的佃户，被逼情急，打伤了两个催租的枪兵，第二天王一华即通知乡公所增派了两挺机枪，十二个枪兵，捉住曹某，说他是“暴徒”，立即枪杀了。佃户们畏于王一华的淫威，只好忍气吞声，任凭摆布。
于是，在这号称“米仓”的滨湖区，出现了一幅罪恶与悲惨的景图：一面是“洲土大王”们的荒淫享乐。湘阴陈锡珊用农民血汗换来的稻谷，填满了高大的“万石仓”，在长沙修建起美丽的洋房；沅江王一华终夜聚众狂赌，输赢动辄数百亩，酒海肉山的尽情挥霍，连豢养的两只洋狗，每天也吃一斤肉；南县汤东荪出嫁女儿时，餐餐“美援”大米，曾以三十多石谷给女婿订制了一把金盒牙刷——这是一个农民两年多的生活啊！另一面的农民呢？终年辛勤地劳动在土地上却不得温饱，成年不断的吃着碎米和野草。滨湖流行着一首描述农民生活的民谣：“滨湖地方‘好赚钱’，一去二三年；想要回家看母亲，‘冒得’（没有）过河钱。”深刻地反映了农民们未来滨湖前的希望，和遭受残酷剥削后，极其贫困的无限酸辛。
三、“强占山、霸管水”
当农民们缴不起租谷，押金被扣光了，家产荡尽，无力种田的时候，只有靠双手到柴山（未开发的荒洲）去打柴，或下湖捕鱼来生活。据调查，湘阴锡安区就有一万多樵民；去年到洞庭东湖打柴的有三四万人。渔民呢？益阳三区有一千一百多户；沅江全县三千多户，湘阴锡安区有八千户。洞庭湖十一县樵民和渔民数目是很大的。
他们依然逃不脱残酷的封建剥削。这里是“强占山、霸管水”的世界。每个湖，每座山，都被强暴者掠为己有。沅江恶霸地主皮东清，曾强占过从沅江到岳阳间的大小鱼湖。汉寿“洲土大王”高耀林霸占有信阳洲等五六个柴山。
樵民们一天辛苦得来的柴，柴山老板（地主）硬要抽去百分之二十至四十，人工、运费还得由樵民自己出。有的老板不要柴，按镰刀索柴课，不管你打多打少，每年（只有六七月能打柴）每张镰要缴谷四石左右。在飘尾，一个姓王的大地主来收过一次；伪岳阳县政府来收过一次；国民党军官总队也来收过一次。每把镰刀却收去了八石谷。樵民对那个也不敢不给，有时双方争索柴课，发生殴斗时，遭殃的也是樵民。
渔民在湖里捕鱼，必须缴“渔课”，一般占捕鱼量百分之四十到六十。“洲土大王”更购置专事巡湖索课的汽轮、木船，威风凛凛地在各鱼湖中来往巡视。前年，渔民余长生（沅江一区）快过年了，还没有一粒米，乘夜架船到日落滩湖，想捕点鱼换米过年。不幸被巡湖的碰上了，当场把鱼网扯得稀烂，鱼也没收了；湖主还吩咐保长罚了他五块银洋。他那里拿得出，眼睁睁看着一家人的命根子——渔船，被湖主划走。
此外，渔民们还受着国民党的“月捐”、“渔业工会会员费”等征课，及鱼行的高利贷和佣金等中间剥削。
许多农民都说：“要谈苦呀，我们还赶不上他们（樵民和渔民）。”
四、人祸带来天灾
伴随着残酷的封建剥削，是一次又一次的水灾。有的垸子七年之中溃垸三年，也有一年内连遭两次水淹。以一九四九年（当时尚未解放）为例，滨湖十一县共溃决堤垸四四一个，淹没垸田一、七四二、○○○亩，另有垸堤虽未溃决，渍水成灾的垸田二、五三三、○○○亩。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计减少稻谷产量一千四百九十余万石，使一百二十余万灾民，流离失所，陷于极端困苦的境地。
激流中跑了农民的茅房、牲口、农具，吞没了将要收割的稻禾，不少人被夺去了生命，这是天灾；但是，这天灾是由人祸带来的。亲身经历了两个不同世界，解放一年后的滨湖农民，看得更清楚。今年四月间，华容新生大垸的修复工程完工了，远近一万五千余农民赶来祝贺，并送了一幅生动的对联：“六十年来，封建地主修堤，总是溃口；个半月里，翻身农民挽垸，一举成功。”为什么封建地主修堤总是溃口呢？在我们这次访问中曾不止一次的听到农民们这样说：今年垸堤修得坚实，如无意外大水，可保无事。往年修堤的经费都比今年多，真正用在堤上的最多超不过四成，其余的被堤务局委员们塞进腰包，或者是住旅馆、嫖妓女、吃大餐以“事务费”的名义报销了。真的把农民们拿出的堤经费、渔课、和“堤贷”都用在堤工上，垸堤是能够不溃的。
滨湖各垸均设有堤务局，解放前为地主劣绅把持。当权地主常把名义上东佃各出一半的修堤费，用虚报、挪移种种办法，全部或大部转嫁到佃户及小农户的身上。
堤务局委员们并不将治水防灾放在心上，而是把堤务局当成贪污自肥和尽情挥霍的机关。就拿抢险来说吧，购买防汛器材的钱款，作为“事务费”——包括旅馆费、招待费、旅费……报销了，大水发来，便手忙脚乱的派枪兵拆掉农民的房子，收敛破被烂席，赶着农民去抢险，洪水冲垮了垸堤，委员们又可借口“赔偿农民损失”，趁机发一笔“抢险财”。各垸堤务局开支“事务费”通常占总经费百分之六十以上。汉寿县太和垸堤务局半年的账目，各种事务费名目十数项，纸张费一项即为十八石米，烟丝费是七石米。沣县七里湖地主周承霖当堤务主任时，曾利用修堤贷款，做了一笔生意。他以银洋二元一角一石谷计算，领了三百石谷的“贷款”，只花一元八角钱一石，买到三百石谷；待谷价涨到四元时，再把谷卖掉；又用这笔款，放了一次“拆息”（一种短期高利贷）。于是，周承霖由拥有二百亩骤增至七百亩田了。这在滨湖是很普通的事实。
再看，垸堤溃决时的事实：湘阴县十一区余家垸，地主易景山当堤务主任，除按每亩收三斗堤费外，还向伪政府贷了七百石谷和二两四钱金子的“贷款”。“贷款”经伪省参议员胡达、县参议员刘爱山层层贪污，钱款到垸子，又被易景山一伙“预支”了，堤却未修，也没准备防汛器材。农民们着急了，去问易景山，易景山说：“我们的土质好，浪越打土越紧”。五月十七日夜，大风浪来了，堤上的土一块块崩下来，农民们急忙找堤务局，易景山就在这风浪紧急的时候溜走了，眼巴巴看着溃了堤。接连又淹没了马眼、复兴、林新垸等三垸一万三千亩良田。和丰垸去年未溃垸。前年水位比去年低二、三尺，垸堤本可不溃；水势正紧，堤务主任廖子成（地主）到外垸催租去了，留下他的走狗刘仕卿（堤工长）在局主持，六月二十日有几个农民，发现在廖子成田的附近堤上，有漏洞浸进水来，当即鸣锣救险，刘仕卿极力阻挡（因为，按老章程，在谁田里堵口，谁出抢险费，他想替主子节省些钱财），并用手枪把农民赶散；随后就和一些狐群狗党喝酒打牌去了，漏洞越冲越大，大水灌进了和丰垸，刘仕卿还在和朋友们玩牌。就这样，三万余亩即将收割的稻禾，两万多人民的财产，葬送在这个小流氓手里了。
是天灾，也是人祸。是谁造成的贫困与灾难？还不明显吗？
一九五○、七、二六于洞庭湖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