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使他们提高了认识——国家农委和农口各部门领导干部农村调查汇报会侧记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实践使他们提高了认识
——国家农委和农口各部门领导干部农村调查汇报会侧记
最近，国家农委召开会议，听取农委和农业部一些领导干部到农村调查的情况汇报。记者听了各调查组的全部汇报，看了调查材料，并同一些调查组的负责同志进行了交谈。大家的普遍感受是：这次调查了解了实际，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发现了问题。
根据国务院负责同志的指示，在国家农委的统一组织领导下，由国家农委和农业部、农垦部、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等部门组成了17个调查组，有部长、副部长等领导干部，以及有关方面的技术人员，共一百四十多人。分赴15个省、区，选择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区，重点调查农业生产中的联产计酬责任制和多种经营等问题。经过两个月左右的调查研究，分别回到北京。
参加调查的同志虽然大多年逾半百，有的已是七十高龄；但他们不辞劳苦，到农业生产第一线，通过召开座谈会、走门串户、田头谈心等各种形式，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写出了上百篇调查报告。各调查组在汇报中，谈到的一个共同感受是：当前农村形势之好是多年来没有过的。特别是那些长期贫困落后的地区，面貌变化之快，出人预料。许多过去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变成了“靠三”队：靠三中全会的精神改变了面貌。调查组的同志们耳闻目睹农村的喜人形势，很受鼓舞。他们说，短短两年多的时间，我国农村形势大变化，事实说明：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农村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是非常英明的，它已经结出了丰硕成果，并且正在发挥着它的巨大的威力。
统一了思想认识
汇报会上大家热情称赞联产计酬责任制，普遍认为，当前农村形势好，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重要的一条，还是由于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既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充分调动起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抓了这项工作，就抓住了农村工作的要害。
从大家所谈的情况看，这次调查的一个很大收获是：实践使大家统一了对包产到户、大包干的认识。国家农委委员朱则民说：在这次调查之前，我也和许多同志一样，认为包产到户、大包干是贫困落后地区治穷的权宜之计。这次从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中受到了教益，使我认识到包产到户、大包干不仅是治穷的办法，而且也是发展生产的积极办法。无论是包产到户或大包干，都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都是经营管理的一种形式。我在同一些农民谈话中得到了一个启示：要搞好农业生产，不仅要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更重要的还必须解决他们的责任心问题。“包”，就是解决责任心问题，就是责任制问题。农业部副部长赵修说：我对联产计酬责任制，特别是包产到户、大包干，是有个认识过程的。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就有人提出过包产到户的问题，那时不仅不准搞，而且还要挨批。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到内蒙古自治区农村调查，有个大队，自留地里的庄稼普遍比集体地长得好，产量高。自留地亩产过千斤，集体地只有一百多斤。这个大队想了个办法，把社员自留地收回，把一些盐碱地分给社员当自留地。可是，这些地很快又变好了。自留地的庄稼不仅逮住了苗，而且产量仍然比集体地高出很多，盐碱化也很快改变了，被收回去的自留地产量又掉下来了。这个事实发人深思：为什么自留地普遍比集体地的庄稼长得好，产量那么悬殊？为什么社员能把盐碱化了的自留地种成好地？我感到这就是个责任心问题。农业生产的联产计酬责任制的中心问题是个“包”字，作为责任制来说，越具体、越明确、效果就越好。这就是许多地方农民欢迎包产到户、大包干的原因。什么是统一分配？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正确处理国家、集体、社员群众三者关系，这就是统一分配。
从这次汇报会上看，对包产到户、大包干的看法，过去有争论的现在比较一致了，过去反对最坚决的，也改变了看法。大家也谈到实行包产到户、大包干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争水、争牛问题；地块划分过碎；机械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等等。但这不是主流，也不是包产到户、大包干本身的问题，而是工作问题。只要加强领导，是可以避免和克服的。
“一刀切”和“切三刀”
现在各地农村实行的联产计酬责任制，形式多种多样，做法也不完全一样。有的联产到组，有的到劳，有的到户，有的大包干，有的专业承包，有的几种形式并用。应当根据什么来确定采用哪种形式责任制？由谁来决定呢？在汇报中，有的同志曾经讲到这样一个事实：有的地方对联产计酬责任制作过这样规定：山区可以联产到户；丘陵地区可以到劳；平原地区只准到组。在贯彻执行中问题不少，上面硬性规定，下边层层生搬照套，群众对此很有意见。他们说：中央不叫搞“一刀切”，难道“切三刀”就可以了吗？平原虽然条件比较好，但也有少部分社队贫困落后，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同样的道理，山区也不一定全部都搞包产到户或大包干。确定责任制形式既不能搞“一刀切”，也不能“切三刀”、“切五刀”。总之，不区别不同情况就是不对的。
从大家汇报的情况来看，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适合哪种形式就采用哪种形式；二是把选择责任制的权力真正交给群众，尊重群众的自主权，由群众自己决定，不能由领导上作硬性规定，更不应当搞瞎指挥。农业部副部长赵修说：“我们在调查中对选择责任制形式和责任制的发展趋势作了探讨，深深感到，各种形式责任制的适应性，是有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的。建立和健全生产责任制的过程，是不断克服和清除左倾思想影响的过程，也是清除形而上学、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过程。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都有个接受实践检验和广大群众对它的观察比较和选择的过程。群众说得好：“形式好不好，肚皮是记号；形式高或低，增产为依据。”到底好不好，还得看群众积极性高不高。不少同志还谈到：从一种责任制形式改为另一种形式的责任制时，如果是领导硬叫改的，群众就认为是政策变了；如果是群众主动去改的，则认为是完善了。这说明，确定责任制形式，必须充分发扬民主，由群众自己来确定。有些地方过去一律不准搞包产到户；现在又不问条件如何，一律要搞包产到户。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客观实际，也不会符合群众要求。
要给群众吃个定心丸
各调查组在汇报中普遍反映，当前，群众中普遍存在着一个思想问题：仍怕政策变。有的群众对干部说：“不怕你们的唯物主义，就怕你们的‘变政法’（辩证法）”。特别是一些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的社队，群众更怕政策变。
农民怕政策变，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是过去有些事情说了不算，朝令夕改，失信于民。如自留地收了又放，放了又收，折腾了多次；说征购任务“一定五年不变”，结果水涨船高；有些地方春天搞了包产到户，秋后又拢起来，等等。二是有关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的政策规定不明确。有些群众说，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为什么非要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才可以搞呢？有的文件规定可以“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较长时间是多长时间？“三五年不变”，五六年变不变？三是一些领导干部对联产计酬责任制的说法不同，影响下面的稳定。群众说：“上面神仙吵架，下边凡人遭殃。”
有些农村有一种说法，说“专业承包联产到劳”是高级责任制形式；包产到户、大包干是低级的，甚至是非法的，迟早要淘汰的。因此，有的单位不顾条件，向“专业承包，联产到劳”去靠；有些基层干部千方百计地要把包产到户、大包干“引导”或“过渡”到“专业承包，联产到劳”，纳入“正规”。这种思想也是脱离实际的，是一种变相的瞎指挥；也有另一种倾向，就是群众迫切要求党的领导，帮助他们解决新问题，而当地干部却撒手不管。
不少同志在汇报中还谈到，由于思想不稳定，实行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的地方，有些群众有“捞一把是一把”的思想。对土地掠夺式的使用，不作长期打算，不愿在农田基本建设上下功夫。这对进一步发展生产很不利。为此，一些同志建议，应当进一步明确采用哪种责任制形式由群众自行选择，各种责任制形式都可以长期不变，要给群众吃个“定心丸”。
本报记者 张广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