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群众学习 为人民写作——有感于《赵树理文集》的出版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向群众学习 为人民写作
——有感于《赵树理文集》的出版
刘谈夫
赵树理同志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涌现的优秀作家之一。在这位著名作家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逝世十一年之后，工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四卷本的《赵树理文集》，作为对这位作家的纪念，这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文集》是经过了广泛采访搜集和认真考证整理而编成的。一般都说，赵树理1943年完成的《小二黑结婚》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其实，赵树理在1930年就开始写作，1933年就写出了中篇小说《铁牛的复职》（在太原《大风报》副刊发表）、长篇章回小说《盘龙峪》（未完成）和若干短篇小说；另外，还写了一些快板、小诗、小戏以及其他文章。抗战期间，赵树理前后办过三次小报，用各种笔名，包写、包编，有时还要包印（油印或石印）。每出一期，得写好几篇。他自己回忆说，约共有二三十万字。
对遗稿的整理也是有收获的。如小说《刘二和与王继圣》第四、第五两章就是这次整理遗稿时发现的。这篇小说，最初发表在《新大众》杂志（1947年太行华北新华书店编），发表时，据编者说明，作者计划写三部分，每部分写三章。但《新大众》登完第一部分的一、二、三章以后，并没有继续发表第二部分。后来《人民文学》重新发表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选集，都只有第一部分。又如剧本《邺宫图》，写在抗战期间，只演过，没有发表过，这回从一个剧团找到残缺的演出本的第一本，经过反复审订补充后收入《文集》。《十店里》是1964年写的，当时有争论，《文集》收的是最后修改稿，与1978年《人民文学》发表的有很大的区别。
《文集》附录收了赵树理早期用不同笔名发表的小说、杂文七篇。这时赵树理还没有入党，但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进步的，是倾向革命的。他的文风，虽然受欧化影响，但有明显的迹象透露出他的文艺主张是要走向民族化、大众化的。
赵树理的作品，象一颗明珠，闪灼着耀眼的光辉。出版《赵树理文集》，对于我们提倡和学习赵树理所坚持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特别是为农民服务的创作方向，继承和发扬赵树理所坚持的现实主义的文艺优良传统，都是很有意义的。
四十年代——严格说是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结束，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年代，赵树理和他的作品是得到高度评价的。周扬同志在《论赵树理的创作》里，称赵树理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1947年边区中央局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陈荒煤同志在总结发言中，提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口号，说赵树理的作品可以作为衡量边区创作的一个标尺，号召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向赵树理方向大踏步前进。茅盾同志在上海也写了《论赵树理的小说》，号召白区的文艺工作者向赵树理学习。
但很遗憾，赵树理这段“黄金时代”前后不过五年。1948年发表《邪不压正》以后就已经开始了对赵树理的不公正的指责，其后是对《锻炼锻炼》
（1958年）和所谓“中间人物”论的批判。一步一步逼紧，一步一步升级，由不同意见的讨论，到批判斗争，最后是行政手段制裁。这段坎坷道路的历程长达十八年之久。
《邪不压正》是1948年10月发表的。从这年年底到第二年年初，在《人民日报》上先后发表过六篇讨论文章。赵树理于1950年1月15日写了《关于〈邪不压正〉》一文，对这六篇文章作了答复。其中有这么几句话：“那大小六篇文章的作者虽然都参加过土改，但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又都说的是我们文艺界的本行话，而我所期望的主要读者对象，除了有人给我来过一封信之外，我还没有机会了解到更多一些人的读后感，因此还断不定一般效果如何……”从这几句话中，不难看出那种粗暴的、教条主义的批评的影子已经在影影绰绰地晃动，矛头将要朝着赵树理这个目标抛来了。随后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种预感。尽管赵树理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有某些评论家和几位文艺界领导的仗义，可全被“修正主义”这顶大帽子盖住了。什么“歪曲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现实”，什么“诬蔑农村劳动妇女和社干部”，什么“‘中间人物’论的代表”……等等帽子一顶顶飞来。1964年批判“中间人物”论和
“现实主义深化”论，给赵树理下的一道结论是：
“近几年来，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没有能够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描画出革命农民的精神面貌”。
现在，尽管赵树理的冤案已经平反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加给赵树理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辞统统推倒了，但这只是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评价的拨乱反正。究竟还要不要提倡赵树理的“向群众学习，为人民创作”的精神，继承和发扬赵树理的优良传统，这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学创作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有的方面还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水平，这是十分可喜的。但也不可否认还有不足。不足的一个方面就是农村题材的作品相对地少了；涌现出来的写农村的文学新人比例小了。中国的农村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能轻轻让它在记忆里消逝吗？四个现代化的四个对象之一和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主要后勤基地，我们能不热情地去描绘了吗？有些农民说，现在文艺进城了，农村题材不“时兴”了。这种说法当然未必全面，但听了农民同志这番话，使我深有感触。我觉得，这对于提倡赵树理“向群众学习，为人民创作”的精神，继承和发扬赵树理所坚持的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更有必要。
赵树理写作目的明确，旗帜鲜明，他始终坚持为工农而写作，为革命而写作。他从1930年左右开始写作，哪怕是短短的几句快板，几行小诗，无一不是为了促进社会前进，为了争取民族生存。他主张作家不限于只写文艺作品，只要对革命有利，什么应用文都应该写；而且要慎重其事地写。他大声疾呼：“我们要树雄心，立壮志，为中国革命和世界人民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计较什么名利”。又说：“周总理要我们‘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应该作为我们随时检查自己的标准”。赵树理创作的一生，是彻底履行他的誓言的一生；是彻底实现周总理对文艺工作者的勉励和期望的一生。赵树理说：“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赵树理在1945年写的《秧歌剧本评选小结》一文中说：作品的
“……好坏是拿什么标准来说呢？就是看能否为群众服务，能否以艺术手法取得服务于群众的效果。”因此，他又很注意读者对象。他在《〈三里湾〉写作前后》里这样写道：“……在动手写每一个作品之前，就先得想到写给哪些人读，然后再确定写法。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的人听的”。因此，他极力在形式上创新风，在语言上下功夫，把形式和语言作为达到创作目的（占领文艺阵地）的一种手段。他熟悉民间文学，接近民间艺人；戏剧曲艺样样通，弹唱吹打门门会，他从中撷取精华，运用到他的作品中来。他广泛收集民间语言，留心同乡亲们的谈话。“‘然而’听不懂，咱就写成‘可是’；‘所以’生一点，咱就写成‘因此’。”周扬同志称誉赵树理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就是从这方面来衡量的。
赵树理是一位革命现实主义者，他严肃地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热情歌颂光明，歌颂进步。他的作品，总是充满革命激情、鼓舞革命斗志的；总是衷心颂扬革命实干精神的。他也敢于和善于大胆、尖锐鞭挞我们革命队伍中的落后和守旧，但又敌我分明。他的揭露和批评，都是从自己人的至亲至厚的感情出发，使你一看分明是我们人民内部；使你只是觉得可笑、可怜；有的也使你气愤，但决不会使你觉得他该死。赵树理认为“今天我们新中国每一个公民都是主人，都应该有‘咱的江山、咱的社稷’这个感觉”。
“我们生活中有种种东西，进展与挫折，成就与缺点，令人愉快的和不愉快的，作家要来表现生活，首先要看这对革命事业、对人民有利还是有害，下笔要讲究分寸”。要“对向上的、向幸福方向发展的社会负责”，“遇到尚未达到理想的事物，只许打积极改进的主意，不许乱踢摊子”。
赵树理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还体现在作品的艺术处理上。《小二黑结婚》是根据一个真实事件写的，但生活中的小二黑是被封建势力迫害死了的。艺术作品中的小二黑则争得了幸福和胜利。这样，既揭露和惩罚了封建恶霸，也使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感到光明可期，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里，对鼓舞人民的斗志是更有作用的。说他是严肃的现实主义者的另一面，是他决不看风使舵，决不随波逐流，从政治上到艺术上，认准了方向就决不妥协。所以从大跃进以后，他陷入了复杂的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革命的空想笼罩大地，残酷的现实生活使他惶惑、苦闷。但他不能违背自己的信念，他用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针对当时流行的虚夸乱造唱出了反调。
使人们一提及就衷心折服的另一方面，是赵树理的创作作风和生活作风。赵树理是主张作家到群众中长期落户的。他认为深入生活时间要长一些，要参加一定的工作。认为最理想的办法是在一定的地方立个户口，和农民过一样的生活，与农民的关系才更密切。他说，作家到农村去，就要以农村为家。赵树理正是这样，他在1960年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发言说：“毛主席要我们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我是老老实实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遵照着的。”进城以前不用说，进城以后一直是如此。他在生产队，群众把他当做他们一个圈子里的人。他既不是支书，又不是队长，但又象什么都是。赵树理每年都有几个月下乡。每次下乡，从来不说是体验生活，不说是蹲点，他总是说“回家”。建立农业社的第二年，他下到全国劳动模范郭玉恩的社里，具体抓经济核算，替他们建立会计制度，替他们当会计，白天则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他说，他做这些工作，就没有想过对写作有啥帮助，都是一些数目字，跟写作有多大关系呢？他就是通过这些工作认识农村的人的。一般写劳动模范或先进人物，就是跟上他，每天每天注意他的行动，他的语言等等。赵树理认为这个办法有些象“钉梢”，人家会产生误会。要熟悉他，就得和他共事。赵树理同郭玉恩，就正是这样的。赵树理真正做到了与群众共甘苦，从农村到城市，从太行到北京，从乡村小学教师到中外闻名的作家，无论环境怎么变，地位怎么变，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不但衣食住行是如此，思想感情也是如此。
赵树理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涵义赋予了更丰富的内容：身与心，物质与精神全部献给人民。他不但以全副的精力为群众写出最好的作品，而且用自己的劳动、自己的稿费去帮助农业集体化建设。为了使家乡的农民更快地过上好日子，他出主意、出钱，同老乡一起劳动修水库，买锅驼机；派自己的女儿女婿到北京为社里买苹果苗……使河水上了山，山坡地变成了水浇田，从来没有吃过苹果的老乡们吃上了苹果。
太行山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骄傲，人民亲昵地叫赵树理“太行人民的儿子”！人民给予了赵树理崇高的奖赏，文艺界应该后继有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