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博的基础上求专精”——访四川大学历史系缪钺教授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专访

“在广博的基础上求专精”
——访四川大学历史系缪钺教授
缪钺教授今年七十七岁了，解放前曾在国内好几个大学讲授中国文学。解放后到四川大学任历史系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至今。现在，他除讲中国古代史外，仍经常讲中国古代文学课，是一位文学、史学兼通而尤精于魏晋南北朝史的学者。缪钺从事教育工作五十多年，至今不论是治学，还是教书，仍然孜孜不倦，一丝不苟。近十年来，他患眼疾，视力很差，不能看字，但教学仍未中辍。在访问他之前，很多人向我们讲过这样一件事：前年，缪钺给学生讲专题课《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概况》。那时，他双目失明，备课、讲授全凭记忆。他讲了二十多个学时，整首整首的诗，大量的引文，都随口背出。丰富而生动的内容，独到的见解，紧紧地吸引着三百多名听众。事后，人们将他讲课录音所引的史料和诗、词、文章跟原文核对，除个别字句以外，竟完全一样。
当我们来到简朴的公寓楼里访问缪钺教授时，他正在跟助手研究工作。他站起来热情地欢迎我们。“您的眼睛好些了吗？”我们关切地问。“右眼经过手术已略有好转，左眼还是看不见。”他回答说。我们请他谈谈对培养文科人才的看法，他稍一思索，随即就说：“我国的文化教育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在广博的基础上求专精。古代有成就的学者，都是知识很广博的。就文史方面来说，都是先有文学、音韵、训诂的基本训练，然后读经、史，既有广博的历史知识，又有文学修养，还有哲学思想。如司马迁，既是伟大的史学家，同时又是文学家。张衡，是科学家，又是文学家，又通史学。”缪老一口气列举了十多个古代和近代的学者，最后一个是陈寅恪，然后说：“过去，文科各系的学生，可以选修或旁听别的系的课，我在浙江大学讲中国文学史、诗选、词选诸课的时候，史地系和工学院的学生也来听。这样，学生视野开阔，知识面较广，毕业后工作适应性强。现在，听课限制得很死，历史专业学生只能听本专业的课，文、史、哲之间不沟通，象在很窄的胡同里走，眼睛放不开。”
谈到这里，缪老不无遗憾地停了一下，接着说：“我感到还是应该发扬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拿学历史来说，我以为要注意三点：一，“论”与“史”结合。就是要在掌握广博而又经过考核的史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分析、论断；二、古与今结合。就是要通古今之变，研究历史，联系今天的实际，阐述数千年中我们国家民族兴衰治乱之迹，学术文化的变迁，以供借鉴；三、文与史结合。用文学作品与历史资料互相印证，互相补充，有利于发掘问题，树立新义。这三点又是互相联系的，一是指导思想，二是纵的关系，三是横的关系。总的要求是在广博的基础上求专精。”
缪钺很反对这样的治学方法：看到一点史料，就提出一个观点，然后东一点、西一点地去找些资料作证据，敷衍成文。他说：“现
在有个风气，就是热衷于写一两篇论文。这种论文也许能很快地写出来，但缺乏科学性，经不住历史的考验。有些青年人很早就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小圈子里，希图取得成就。他们也许能写一两篇文章，但知识不广，不能取得多大成就。”
缪钺的主张是他数十年治学的经验之谈。他治学用的是文史结合的方法，借文研史，借史论文。比如，因讲授魏晋南北朝的诗歌与骈文，就进而深入钻研这一段的历史；因讲授杜甫诗，就对唐代前期历史下了一番功夫；因研究杜牧，而博览中晚唐的史书；因研究元好问的诗文而熟习金、元间的史事。在讲授与研究历史时，缪钺又联系文学作品，探索当时人的“心声”，对史实常能提出新的看法。他的一些专著、论文，常是这样酝酿撰写成的。
缪钺说：“我常对中青年教师说：‘你们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要有一桶水，一定要有广博的知识，不能误人子弟。’”他对教研室的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要求很严格。不久前，教研室一位青年教师备好了课，准备第一次上讲台。缪老亲自对他进行考核，发现他对要讲授的那段历史知识不广，古汉语知识也较差，便对这位教师说：“你现在准备还不充分，希望你不忙上课。”教研室很多教师，在缪老的指导和影响下，知识都比较广博。缪钺培养的研究生，基础比较扎实，毕业后能立即发挥作用。他指导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进行的研究工作，力戒空疏之论，目前正在编著的《北朝会要》，是补史书的空白，《三国志选注》，是会集、考核、补充前人的注释，都是切实有用的项目。
本报记者 林平兰 毕全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