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业青年自办集体小店阻力重重——记西安市北大街青年稠酒店的遭遇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待业青年自办集体小店阻力重重
——记西安市北大街青年稠酒店的遭遇
要安置好待业青年，要发展城镇民办集体经济，在目前仍然困难很多，阻力重重。西安市北大街的青年稠酒店，近两年来被两次“接管”，颇有典型性。
1979年7月，西安市青年路有位七十岁老大娘王信心，说自己能做好稠酒，想找几个待业女青年做稠酒。随后又把自己酿制的稠酒端来让街道干部品尝。她这一行动，立即得到街道办事处，特别是居委会的支持。在居委会副主任魏志坚的帮助下，吸收了陈淑琴、赵宜英等四个待业女青年，借了68元开办费，办了个“青年稠酒组”。作坊就暂用王大娘灶房。为便于走街串巷，他们花了十几元钱买了个旧架子车。就这样于7月11日开业了。大家热情高，没有米，就大家凑；没有曲，就四处找，托人捎。在魏志坚协助下，他们订了章程，在质量、价格、服务态度上都有明确规定。因此，一起首，生意就很好，从一天卖五、六元，到半月后卖到五、六十元。
在稠酒店开业的第二十五天，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西安市委书记陈元方等省、市领导同志走访了这个稠酒组，尝了酒，参观了作坊，了解了他们的经营情况，并鼓励了他们。
酒摊生意，日益红火，挣来的利润，七成开工资，三成留做积累，交管理费。每人月收入稳定到六十元左右。到年底，原来流动在北大街头的“组”固定门面变“组”为“店”。
市委、市革委陈元方等领导得知“组变为店”，特意在开张之日——1980年元旦这天来店，恭贺新禧。他们各买稠酒一碗，并祝贺她们把这个集体事业办好。
不久，街道办事处就先后给店里派人来“接管”，有的当主任，有的做会计、出纳、保管、采购。他们一上手，扩增了各种酒菜熟食。从此，做下的酒老卖不够数，店里有几个人却你喝他喝，有的把亲朋引来白喝，还有的往回拿。王大娘和姑娘们渐渐不满，新老之间开始对立了，逼得陈淑琴她们拉上架子车，重新走上街头。
这个情况很快反映到市里。市革委副主任王真同志亲手批示，要各方支持办好这个店。市委书记陈元方同志还向区委领导作了面示。区上领导当面也作了“指示”。可是紧跟着在4月中旬，有四位退休职工和两名待业青年以区公安局的名义又进驻店里。他们一到，把里外两摊全部接管。新主任施政的头一条，是废除了酒店原先民主议定的分配制度，给原来的青年固定减发工资，给四名退休职工增发了生活补贴。新主任要陈淑琴交出账本、章子，逼得小陈跑到市革委办公厅和待业青年安置办公室哭诉。
7月1日陈元方又作了批示：“稠酒店要彻底整顿，恢复原状，仍由王信心、陈淑琴等人办。任何机关单位不许去占领，不要去干扰。……”
随后，市革委办、市劳动服务公司和待青办的同志依据领导意见，与区和街道办事处协商，帮助他们新找了个门面，让他们独立经营。
为了这个小店，市委书记陈元方同志等曾先后六次过问。即使这样，困难、干扰问题仍然很多。如原料渠道不通，买的是高价米，今年4月份竟无米为酒。在人事上，除两次被“接管”外，先后由一些领导硬塞来一些人，有的一来就附加有条件，如要当会计，工资要与老手一样，等等。本来这民办集体困难就不少，加上种种外界干扰，更加剧了内部矛盾。看来要大开就业之门，要发展集体经济、个体经济，不端正思想、转变作风，不制定相应的措施是不行的。
《陕西日报》记者 王嵛昆 薛养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