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南社丛谈》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书林一叶

谈《南社丛谈》
吴德铎
一位同志和我谈起，目前搞文学史的，似乎主要在抓“两头”，一头是古典，一头是现代。从古典到新文学这段属于近代的“过渡时期”，研究的人，虽不是绝对没有，但和前面所说的“两头”相形之下，实在是有点寒伧。
值得高兴的是，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郑逸梅先生编著的《南社丛谈》。这书固然是内容极丰富的（50多万字）南社史料，它的出版更是我们所期待的进一步开展近代文学史研究的良好先导。
南社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文学团体，南社社友今天健在的，恐已为数不多，而健存者中能在不长的时间里写出这样大的书来的，恐属更鲜。
正因为是作者的亲身见闻，因而有不少材料，相当珍贵。例如，关于郁华、郁达夫，近来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书籍不少。可是却很少有人提到，三十年代，廖承志同志在上海被捕时负责开释的，是南社社员郁华。又如沈钧儒的《经年》诗自注：“1944年11月11日晚，沫若先生欢宴亚子先生，适周恩来先生自西北飞来，赶到参加，同饮甚欢。”这类珍贵史料具体而有力地说明，《南社丛谈》这书所起的作用，已大大超越了文学的范围。
南社一共有过多少社友，一直是个没有弄清的问题。《南社丛谈》中的《南社社友姓氏录》，是郑逸梅根据已有的资料加上他本人的了解编撰成的。共收1，100余人（实共1，184人），这些人中，正面、反面，各色人等，真是无所不包。这份《姓氏录》是近代史、现代史研究者的极有用的参考资料。
正因为是个人的见闻，当然《南社丛谈》也存在着不足和疏漏。例如说《多余的话》首先发表于《逸经》（事实上《逸经》是转载自另一刊物），又如介绍胡先骕时没有提到胡先生重要的诗《水杉歌》。
关于作者，大家都很熟悉。这里想介绍两副对联，都是别人送他的。一是：人淡如菊，品逸于梅；另一是：自号旧闻记者，人称补白大王。
这两副对联，都相当贴切，凡是接触过郑先生的，几乎无不异口同声地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