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邓中夏传》出版的时候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写在《邓中夏传》出版的时候
夏明
《邓中夏传》终于出版了，这埋藏在我心中近五十年的愿望终于实现，看着这一页页血写成的历史，不禁老泪纵横。
1933年，中夏不幸被捕了。当他牺牲的消息传来时，我在狱中终于经受不住这最沉重的打击，病卧了一年多，他的身影时时出现在我的面前。是的！敌人只能摧毁他的肉体，但他的精神，他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活着。我下定决心，那怕是花去一生，也要把他英勇战斗的一生写下来。从那时起，这个心愿就深深地埋在我心中。
我是个曾经被卖过两次的苦孩子，没文化，就一字字地学。我开始学习写日记。出狱后，不论走到那里，就学到那里。战争中，学点文化多不容易呀。
1937年，我来到延安，见到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他们几次向我谈起中夏和我牺牲的哥哥李启汉的事迹。他们的关心，使我感到极大的温暖。尤其是少奇同志，特别嘱咐我要把他们的英雄事迹写出来，他说：“关于省港大罢工的资料很重要，在延安有便利条件，要尽快搞起来。”在他们的关怀下，我便开始访问老同志，老战友。象老海员朱宝庭同志就给了我不少帮助。一次去看蔡大姐，她拿出一本苏联出版的《中国烈士传》，其中有邓中夏、苏兆征等一些先烈的传记。她握着我的手说：“小妹妹，要好好完成这个任务。”一次，我去看恩来同志和小超大姐，小超大姐从箱中找出一张我早已丢失的中夏、孩子和我的三人照，说：“小妹妹，这是中夏同志在苏联送给我们的。我们带着它一起走过了长征。”得到照片，我如获无价之宝，是多高兴啊！
后来，我来到太行前线。在大扫荡中，搜集到的资料都损失了，只剩下这张贴在胸口才保存下来的三人照。工作受到很大的挫折，但我并没有灰心。
1945年，我又回到延安，
毛主席鼓励我说：“不要忘记启
汉、中夏的遗志，要继承他们
的事业。”许多同志伸出了友谊
的双手。工作又重新开始了。
解放后，1950年，我去了一次
中夏的故乡，走访了家乡的亲
人，搜集到一些烈士用过的实物、书籍和照片，找到中夏少年时的朋友、同学，了解到不少情况。1953年，我又到上海、南京进行了一次访问。最使人高兴的是，我父亲从湖南给我寄来一些特别有价值的书、信、照片和实物，其中有党的早年刊物和我在狱中写的日记。在日记中还发现中夏亲笔给我写的两封信。这一年，是中夏牺牲整整二十年，搜集资料的工作还差得很远，我十分着急，更糟糕的是，我病倒了，血压升高到240。医生劝我好好休息、疗养，千万不能着急，我真担心我这一生还不了这个心愿。许多同志来看我，给我出主意。我就给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写信，要求党支持我埋藏在心中多年的愿望。不久，少奇同志批示要中宣部给我以帮助。1955年，中宣部陆定一部长亲自关心这项工作。1956年，中宣部指定《工人日报》社派人帮助我。从此搜集和整理邓中夏烈士资料的工作才算真正开始了。不久，《工人日报》登出了征集邓中夏历史资料的启事；我们又发出了几百封信件，请求知情的老同志、老朋友为征集中夏同志的历史资料出一份力。近在北京、远在云南的同志们伸出了热情的手，资料和热情的关怀、问候，源源不断地汇到北京。我们走访了李富春、贺龙、邓颖超、帅孟奇、蔡畅、陶铸、李立三等同志，他们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由于兴奋，也由于着急，我又病倒了。借着疗养的机会，我和《工人日报》社的同志一起，以上海、湖南、广东为重点，做了一次更深入的调查访问。那次我们还到了长辛店、保定、大连、重庆、山东、郑州和武汉。凡是中夏到过的地方，我们都采访。在各地党组织的关怀下，在老战友、老朋友、《工人日报》社同志们的帮助下，第一批资料共二三百份终于整理出来了，同时还编出了中夏三个时期的年谱。以后《邓中夏传》的工作又转交工人出版 社负责，1958年又转交人民出版社继续负责。这年，在我的请求下，经中宣部和总政治部商定，同意由作家魏巍同志和钱小惠同志来写这部传记。压在我肩上几十年的担子顿时好象轻多了。我们商定一起到中夏生活过的地方作更深入的调查。1961年5月4日，我们和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一起出发了。不论到哪个地方，那里的党组织就给以热情的支持，帮我们解决各种困难。拿广州来说，当时省长陈郁同志听说我们来了，便立刻接见我们。他认为搜集整理革命历史资料工作很重要，通过征集中夏的历史资料，也可以把广东的党史资料搞一下。在他的关怀下，在宣传部陈部长、统战部谭部长的帮助下，从各地调来七十多位老同志，他们都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组成一个搜集整理资料的小组。一年多里，这个小组共写出回忆文章一百多篇，约25万字；编写了省港大罢工史料14篇，约29万字，写出有关中夏和启汉的资料约16万字，另外还整理出有关党史回忆录30万字。
我们一起访问了中夏在北大时的同学，在北京住过的旧址；访问了上海大学的老人，以及中夏被捕前的住址光华理发店。我们来到原法庭旧址，昔日的一切又好象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依然站在当年我们对质时我站的那个位置，我默默的凝视着他；好象他也站在那里，还是那一身血迹斑斑的样子……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觉得嘴角渗进了咸咸的泪水……在上海，我们找到了敌人审判中夏时的记录、照片。我们一起访问了在南京和他同住一牢的战友。我们翻阅了大量当时的报纸及刊物，并搜集到160多篇中夏的著作。
1962年，我回到北京，真想把所有的工作一气呵成，万万没想到，得到一个命令，叫我立刻停止工作，马上回原单位上班！就象突如其来的千钧闷棍打在我的头上。（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后我才明白，是那个大阴谋家康生，借着“有人利用小说反党”，下了禁令。）下班后，我仍继续工作到深夜，身体情况在不断恶化。1963年，我终于听到一个好消息，《邓中夏传》初稿完成了。可是我已经支持不住了，血压高到260，几次摔倒在马路上，不相识的人把我扶起来，送到医院急救。后来听说那份初稿被封存了。
十年动乱中，有人要追查《邓中夏传》是谁批准搞的。我千辛万苦收集到的资料被没收了。我曾把一部分重复资料寄回故乡湖南，可是他们硬是追到湖南。我拖着病弱的身体，被轰到江西干校去劳动。气和急加上折腾，终于使我成了一个半瘫的人。这时，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只能让孩子借时机到雨花台给烈士送个花圈，代我在烈士的面前叙叨叙叨我的苦境。几年后，我听说他们把全部资料丢了！我去信责问他们：“资料是中央有关部门批准我搜集的，谁把它丢了，谁必须向中央交代！”最后终于从地下室的废物堆中找了出来。
打倒“四人帮”后，我感到时机到了，赶快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要求党帮助我实现埋藏在心中几十年的愿望。小平同志的批示很快下来了，说我的要求应当得到满足。胡耀邦同志当时刚任中央组织部长，他委托一位副部长来看我，并要他亲自负责贯彻执行。从此工作又重新开始了。
我为出版《邓中夏传》奋斗了近五十年，热心的魏巍同志和钱小惠同志跟我一起战斗了二十三年。任何感谢都无法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听说老魏住院时，是在医生和护士的护理下，抱病修改《邓中夏传》初稿的。
如今，《邓中夏传》和广大读者见面了。当我双手捧起这本书时，就想起那些为了这本书能早日出版而共同战斗的老同志、老战友、老朋友。遗憾的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没能看见书就与世长辞了。
〔编者附记：《邓中夏传》，魏巍、钱小惠合著，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