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杨贤江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回忆杨贤江同志
夏衍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我从日本回到上海，寄居在虹口有恒路一号绍敦电机公司的楼上。这家公司的主人蔡叔厚，是我的中学同学。他当时还是独身，也还没有参加革命组织，但他的楼上却住满了“四一二”之后受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人。我住进去之前，住在那里的已经有在广州和沈雁冰同志一起编辑过革命刊物的张秋人同志，和杨贤江同志一家（杨贤江同志、他的夫人姚韵漪同志，和我们大家都叫他“妞妞”的一个两三岁的男孩），大家都是浙江人，在反对蒋介石这一点上有共同语言，但是性格作风上却有很大的区别。秋人是耿直的人，经常大声地议论时政，对我和蔡叔厚这些还没有入党的人，也毫不掩饰他的观点，而杨贤江同志则“循规蹈矩”、沉默寡言，除了大清早用两个铁哑铃锻炼身体，整天读书写作，偶尔逗弄一下孩子之外，简直象个“道学先生”。可是每天晚上，当店铺关了门，我和蔡叔厚的朋友们在楼下聊天、吃宵夜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我们都不认识的人来找他，而且会一直谈到深夜。有一天，一个来找他的人一进门就认识了张秋人，经过介绍，才知道他就是当时共青团中央的负责人李求实。由于他的堂兄李国琛（人一）是我在日本时的好友，也由于那时我和蔡叔厚都已经入了党，所以他就告诉我，杨贤江在上海和江浙一带的学生运动负责实际工作，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当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青年部长。这一段话真使我大吃一惊，因为不论在性格、言行乃至日常生活，杨贤江同志实在和当时的共产党人太不一样了。1927年夏秋之交，正是一个大革命的转折时期。一方面，由于白色恐怖严重，上海的几家大报上几乎每天都有一大片“‘×××’脱离共产党的声明”的广告，国民党反动派和青红帮联合起来，利用他们的宣传工具，大肆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公妻共产；而另一方面，在大革命中由于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的愤怒，党内滋长了一种左倾的急性情绪，不少人唯恐自己不“左”，不仅在口头上大言壮语，连生活上也蓄长头发，系红领带，实际上把自己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因此，在这种极左的气氛中，杨贤江同志就表现出了作为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他几乎可以说足不出户，准时准刻地锻炼身体，有计划地读书、写作。那么，他是不是少做了对党的工作呢？ 1949年李一氓同志在一篇《纪念杨贤江同志》的文章中说：“他律己甚严，虽然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那样穷困，从不看见他发一些牢骚，有什么一点意见，党的工作，总是尽一切力量去做，甚至于把自己的为生活而写作的工作停下来，当时在地下工作下，假如分配什么文字工作，总是他首先交卷，并且按月自动交纳党费。这在今天来讲，组织观念，艰苦生活，杨贤江同志无愧为前辈的典型”。这不是一氓同志一个人的看法，而是贤江同志所有旧友新交的共同评价。他身体力行地做到了“勤修苦练”这句老话。他懂得英、日两国外文，据他自己说，他的日文是在夏丐尊先生的指导下自己学会的。他讲得不太流利，但他翻译的日文书籍却很准确流畅。他能阅读英文书报。但是每天清晨，总有一段时间独自高声朗读英语。他平易近人，而又有点“木讷近仁”的风格，所以很少和人辩论或者“喜怒形于颜色”。记得19 27年秋天，正在汪精卫正式宣布反共之后，张秋人同志拿着一张登满了“脱党启事”的报纸，指指点点地对贤江同志说：某几个人我早就知道他们是投机分子，他们脱党并不稀奇。可是，他指着一个人的名字，怒气冲冲地说，这个人我把他看作好人，现在也做出这种事来。贤江同志只是淡淡的一笑，停了一回，低声地说：“让所有的投机分子离开，有什么坏处？”据我回忆，这次谈话之后不久，秋人同志就在杭州被捕牺牲。因此，他的这句话，对我这个新党员来说，印象就格外深刻。
据贤江同志在浙江第一师范的同班同学朱文叔先生说，1917年毕业的时候，他是一个“全优的模范学生”。他入了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们都认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典范。他的为人治学，他的夫人姚韵漪同志曾用“精密、睿智、坚韧、沉着、恳挚、切实”这十二个字来表达他的品质，我认为这是十分恰当的。我认识他的那一年他才三十二岁，在这样的青年时代，不仅政治上成熟坚贞，在生活上又是如此认真严肃，这在当时的朋辈中，真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了。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郑振铎同志家里闲聊，谈到贤江时，周予同先生忽发奇论，说在杨贤江身上，可以看到朱舜水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奇妙结合。这句话我想了很久，贤江同志是余姚人，恰好是朱舜水的故乡。那么从他幼年到五四运动前后，受一点朱舜水学说的影响，或者说在立身治学方面他吸收了一些朱舜水思想中的可取之处，如认真负责，谨严不苟等等，也可以说是合乎情理的。我在他编辑的《学生杂志》上读过他的许多文章，特别感兴趣的是他署名或不署名的“通讯”、“答问”之类，正说明了他对广大青年读者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抗战中有一次我问邹韬奋同志，你办《生活杂志》有什么“诀窍”，他回答说，第一是抓社论，更重要的是写“答读者问”。他还说，社论可以请志同道合的人写，而通讯和答问则是非自己执笔不可。从韬奋的话中我想起了贤江同志，在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紧密联系群众这一点上，他们两个是完全一致的。
贤江同志一家什么时候离开绍敦公司去日本，我已经说不清楚了。我和他朝夕相处，大概不足一年时间。他去日本，一则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追捕，另一原因是蔡叔厚入党后，由于他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又有“小孟尝”之称，所以在广州暴动之后，有不少“流亡者”都住在他家里。1928年初，这家公司成了闸北区委的联络站。不久，蔡调到特科工作，我们这些人挤在一起显然是不可能了。贤江去了日本，我搬到了沪东塘山路。
1930年，蔡叔厚又从特科调到了国际远东情报局。这样，过去的朋友借他的地方联系的机会也没有了。贤江在日本只呆了很短一段时期，回来后住在长浜路明德里，组织上曾要我通知他，绍敦公司这个地方不能去了。他听了有点惊奇，我也不能对他作任何解释。
据蔡叔厚同志后来和我说，当他知道贤江得了肾癌之后，他才通过朱文叔先生，去探望过他一次。我和他之间，也就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李一氓同志把他的骨灰瓶带回上海，安葬在永安公墓的时候，我们几个旧友和同志才在经子渊先生写的“杨贤江墓”四个大字的墓碑前面向他挥泪告别。
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今天的青年，包括从事青年运动和教育工作的人，恐怕也很少有人知道杨贤江这个名字了。因此，在他逝世五十周年的日子里举行一次纪念会，重新印行一些他的著作，特别是我党最早用马列主义思想来研究教育工作的名著《新教育大纲》（当时用的是李浩吾的笔名），让今天的青年人知道六十多年来青年运动走过来的艰辛道路，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和风格，奋发图强，振兴中华，都是有深刻的意义的。所以，我希望教育工作者、青年工作者和青年们，重视杨贤江同志革命精神和教育思想的研究和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