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绩琐议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读书随笔

考绩琐议
徐超
要使我们的干部队伍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就必须实行考绩制度。
所谓考绩（史书上又称考成、考课、考功、考察），是指古代在一定的期限内、按一定的标准考核官吏的工作成绩（政绩）的措施，以此鉴别官吏的功过善恶而决定升降赏罚。在我国历史上，有不少关于考绩的记载是可供今天借鉴的。
首先，对于考绩的重要性和作用，古人作过不少颇有见地的论述。东汉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符在《潜夫论》中曾专章论述考绩一事。北宋范仲淹面对官吏过于冗滥的状况，主张官吏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依其政绩的好坏分别升降。他的措施虽然没有解决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他已经认识到考绩对于缓和阶级矛盾、培养选拔贤明能干的官吏助政的重要性，是有一定价值的。
其次，在考绩的具体措施上，古代也有不少记载。比如有的朝代对考绩的期限作了具体规定：战国时“上计”（考绩方法）是一年一考，官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荀子》），还有三年、六年一考的。
有的朝代还设立专门掌管考绩一事的机构，如汉武帝就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并设刺史专管“省察治状，黜陟能否”之事（《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汉官典职仪》）。宋代设置审官院（掌京官考课），考课院（掌州县官考课）（见《宋史·选举志六》）。这从组织上保证了考绩的实施。
各朝代还有一套适应当时形势需要的考绩的具体标准和方式。魏明帝令刘劭作都官考课72条（见《通典·选举三》）。唐代考课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见《新唐书·百官志一》）。建安末年，刘廙在《论治道表》中建议对官吏的黜陟应该以户口垦田的增减，“盗贼”发兴和人民逃亡多少为标准，他认为对官吏考课“皆当以事，不得依名”，受到曹操的赞许（见《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刘廙传注》）。
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重视考绩问题自然是为了遴选对他们有用的人才，他们制定的考核标准，在组织上、方法上采取的相应措施，自然也都是根据当时的需要，无法搬用到今天来，但历来的事实都证明，考绩是相当有成效的，必不可少的。
我们作为执政党，完全应该而且完全可能做得高出他们千百倍。但是，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了一个牢固的概念，就是学生升学、毕业要考试；学员期满要考试；职工定级晋级要考试，……唯独当干部的不要考试。由于只考民，不考官，致使有的干部不怕当不好只怕当不上、不患不才而患不升、不忧少德而忧少薪、不思效能于民而虑谋利于己，滥竽充数，无恃无恐（注：这里的“恃”指真才实学）。如果仍然让这些既不懂科学、又不学业务技术、更不愿讲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们来“领导”四化建设，会得出什么结果呢？那只能如古人所说的，“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其伤实多”。
如果我们至今还不能通过考绩称出千钧与铢两来、通过考绩分出真金与顽石来，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究竟比古人高明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