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征途中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在长征途中
长虹
1933年底至1935年期间，有一支活跃在川北苏区（通、南、巴等县）和川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红色宣传队。这个队只有二十来人，队员平均年龄不过十二至十三岁。他们都是川北城镇农村的穷孩子，都受过地主豪绅的剥削和压迫，对阶级敌人怀着无比的仇恨，因而踊跃参加了红军。当时年龄最小的恐怕是冉光照同志了，而我也只有十一岁。
这个宣传队的正式名称叫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医院新剧团。我们的任务是向红军战士、伤病员和当地群众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演出一些短小的活报剧和舞蹈，如《八月的桂花》、《锄头舞》等等。剧团的服装、道具都极其简陋。从土豪劣绅那里没收的各色衣服和彩绸稍加修改就是舞蹈服装；几支笛子、箫、口琴和洋鼓就是乐器了。往往一个人要担任好几个角色，既是舞蹈演员又是话剧演员，有时还兼音乐伴奏。至于演出的场地就更为简单了，青天为幕，大地是舞台，夜晚在月亮地里或点上几支大火把演出，如能弄到几个汽灯就算是最好的条件了。
我们新剧团除担任演出外，还兼任照顾和运送伤病员的工作。当时战争条件非常严峻，我们与红军战士一道行军，行军途中要赶在战士前面唱歌、喊口号。每天到达宿营地，同志们休息了，我们还要赶排第二天的演出节目。当时虽然大家年纪小，工作累，生活苦，但是充满革命乐观情绪，工作任劳任怨，从未有人叫苦。只要一提起红色宣传员，人们都翘起大拇指称赞：“这些红小鬼，人小志气大，真是好样的。”此外，我们还做壮大红军力量的工作，每次演出后下台来，就向青少年进行宣传示范和做发动群众的工作。
不久，刘湘开始对我川北革命根据地大举围攻，党和政府工作人员历尽艰辛出生入死参加支援红军作战。我们红色宣传员也参加了运送伤病员的工作。虽然我们人小力气不足，有的人只有枪那么高，但是大家干劲很大，抬担架一抬就是好几十里远，甚至上百里的路程，没有一个偷懒的，大家都是争先恐后抢着抬。同志们抬上伤员后又说又笑，又喊又唱地向前走，伤病员看到我们这帮红小兵抬着他们，感到轻松愉快，伤病也减轻了。
在我军粉碎刘湘六路围攻后不久，我们西进到黑水绿花一带。那时战争很紧张，生活也极为困难。许多伤员从前方运下来后，就由我们接收与护理，并转移到安全的后方。有一次我们负责护送二三十个伤员到预定的目的地。其中不少是缺胳膊断腿的，尽管这样，他们都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十分乐观，自己拄着双棍或单棍行走，只有个别伤重的才让我们用担架抬。这次路程较长，前进方向敌情复杂，困难很多，左侧是高山峻岭，右侧是湍急的大河，河对岸的敌人不时向我们吆喝挑衅，甚至射出冷枪。遇上这种情况，我们都迈开整齐的步伐，伤员们把拐棍扛在肩上，仿佛是持枪前进的队伍，弄得敌人也摸不准是啥家伙，不敢轻举妄动。其实当时我们只有两支步枪和几发少得可怜的子弹。
大约是在1936年初春，我们由懋功出发翻过终年积雪的党岭山，经过西康道孚便到了较大的喇嘛寺庙地——炉霍。我在炉霍参加了总卫生部办的卫生训练班，结业后就被分配到总部一局担任卫生员。一局是大机关，就我一个卫生员，治疗护理什么都干，白天随大队行军。当时物质条件很差，红军干部战士都是穿草鞋，有的是用生牛皮做的草鞋，又没有袜子，大家都赤脚穿草鞋。生牛皮鞋浸了水以后比铁还硬，不少同志把脚磨破了。我的脚也磨出了血泡。因为一局人手少，我这个卫生员还要参加站岗放哨，随时防备敌人的偷袭。因为那时少数民族兄弟受国民党和土司头领的欺骗宣传，对红军的政策是不了解的。有时土司的反动武装会突然向我们袭击，因此我们每到一地，都要加强警戒。
由炉霍向西北方向行进，在过草地前不久的一天，我看见在河边的浅滩上有十来个人聚集在一起向前进的队伍了望。我当时好奇地一拐一拐地走上前去，看见站在前头的是一位约莫五十岁左右，身穿旧军服的老人。等我快走到他面前时，他突然问我：“小鬼！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当时我一愣，答道：“我是卫生员。”他又问我：“你多大了？”我答道：“十四岁了。”“小鬼，你真不简单！快过草地了，加把劲走吧。过了草地就好了。……”
离开老人后，同志们告诉我，他就是我们红军的总司令朱德同志。他那和蔼可亲的音容，朴实健壮的身影，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之中，永不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