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建设与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人的成长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社会主义建设与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人的成长
于光远
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物质的生活可以划分为劳动时间中的和闲暇时间中的或生产性的和消费性的。而消费性的物质生活，又包括为自身的生存、享受或发展而从事的种种活动。至于精神生活则包括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生活、宗教生活（如果这个人是有宗教信仰的话），和他在各式各种伦理关系中过的精神生活。
“价值观”，指的是一个人在对各种社会实践进行评价时所持的哲学和社会观点。例如，怎样的社会目的或怎样的生活方式应该给以高度的评价，值得自己为此奋斗；怎样的社会目的、怎样的生活方式不应该给以高度的评价，甚至不应该给以肯定评价，不值得自己为此奋斗。在一个国家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个国家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也是决不能低估的。但是对一个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起“定向作用”和“推动作用”的，是这个社会经济与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居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生活方式中有一些东西，是同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相联系的。一个社会居民消费水平、消费构成、消费方式就是如此。穷有过穷日子的方式，富有过富日子的方式，这是用不着多作解释的。同时，人的成长和消费生活之间也有密切的关系。一个人的消费需要是同他的文化水平有关系的。对文物缺乏鉴赏能力的人，不会有鉴赏文物的需要。马克思讲：一个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一个社会经济与文化水平的提高，不但可以创造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而且可以“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它作为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它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
在这里我们想特别指出，一国的社会制度对消费构成、消费方式也可以直接发生重大作用。社会制度对消费生活方式的影响，可以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也可以是人们有意识的行动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有一个社会对消费生活方式进行正确指导的问题。个人的消费应该由个人自己来作出决策，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个人的消费生活可以不进行研究，可以不通过宣传、教育等方法来进行指导。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在考虑：在物质生活逐渐富裕起来之后，中国人民的消费构成和消费方式究竟应该怎样才是合理的？是要追求今天西方社会的消费模式，还是应该创造性地发展自己的消费模式？在这里首先应该考虑经济上的可能性。这就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有没有可能走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将来过今天西方社会那样的消费生活。例如有没有可能做到十亿居民每两户平均一辆小汽车？如果那样中国每年要生产多少亿吨钢？有没有可能象今天美国人那样，每人一年消耗相当于15吨标准煤的燃料和动力？如果那样，中国每年要生产多少燃料？这个结论只要用简单的算术就可以算得出来。
现在西方国家学者对价值观的问题讨论得很多。有一些文章的作者或国际会议的发言人说，片面追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思想已经造成了有害的后果：生态和环境受到破坏；人与人之间关系越来越疏远。某些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有的发达国家的居民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希望“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而多数人的回答是，希望“教育人们靠其基本需要过生活”，半数以上的人认为，“过一种比较严肃简朴的生活是一件好事”，宁愿“从非物质的体验中得到快乐，而不是要求得到更多的商品和劳务”。这说明在西方社会中一种新的价值观已经逐渐在形成。世界上很多学者都说今天西方的消费生活浪费实在太大了。一个健康、愉快、舒适的生活并不要求消耗这么多自然界有限的资源。
对西方社会中的这些社会问题和社会思潮的了解，对于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现代化建设时不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在对中国经济、社会进行深刻研究的基础上，对于适合于我国的合理的社会消费模式进行设计，并在这方面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人对自己的消费方式常常是不自觉的，容易受到其他人的消费方式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看不到对社会消费进行正确引导的重要性，不持久地进行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就会使社会消费乃至社会生产长久地带有很大程度的盲目性。
闲暇时间中人的活动，也是生活方式中同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直接联系的一个部分。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会带来两方面的积极的结果：一个是社会产品的增加，一个是闲暇时间的增加。这种增加对于人生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把为了生存所必须消耗的时间除去，那么闲暇时间就是用在享受和发展自己上面的时间。
享受是获得更大的愉快。享受的活动是可以同增进健康的目的相结合的。利用闲暇时间来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必要的调节，如旅游以及从事游泳、滑雪体育活动等等来增进自己身体的健康，就可以看作享受性质的活动，应该得到赞许。但并不是所有利用闲暇时间来从事享受的活动都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这在西方社会中已经是一个引起社会学家以及社会公众严重注意的问题。在享受活动中除了身体健康之外，还有一个思想情操的健康问题。人们应该利用闲暇时间来获得思想情操方面的健康的享受。就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说，身心的健康发展是一个良好的社会目的。对健康不利的享受，是与社会主义的本性不相符合的。同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鼓励每个劳动者利用闲暇时间来发展自己的个性，在各个领域中取得尽可能好的成就。
当然，闲暇时间应该是由个人自己决定其使用的时间，但是为人们更好地利用他们的闲暇时间创造条件，对人们如何更好地使用其闲暇时间进行正确的指导，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人的生活中，有一些东西是直接同社会制度有联系，随着社会主义的建立很快发生变化的。还有一些东西同经济文化水平提高有关，但并不是直接由经济文化水平决定的，要在做好其他各项工作的同时，靠长期的思想教育才能做到的。在这样的东西中，我主要指的是受社会主义伦理关系影响的人的精神生活。1979年我去日本访问，古井喜实先生对我讲：有一位长期住在中国的日本妇女，她后来被接回日本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坚决要求回中国她曾居住过的农村。她的理由只有一条：在日本，她的邻居各自忙自己的事情，没有什么人和她闲谈，她感到孤独。而在她住过的中国农村，有很熟悉的邻居，她和她的邻居老太婆经常互相串门，或者一起晒太阳聊天。她觉得那样地过穷日子反而比在日本过比较富裕的生活愉快。古井先生对这说了一句话，“可见富裕并不就等于幸福”。我们要做到人民群众生活富裕，因为贫穷困苦是不幸的。但是生活富裕而不幸福甚至遭遇悲惨的人，何止千千万万。特别是家庭、婚姻、恋爱关系上的不幸，是许多著名小说、戏剧的主题。一些王子、贵族、富翁都因不幸的伦理关系而过着不幸的日子。这种情况在今天西方社会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西方学者不是在讲“人的孤独”问题吗？追求物质生活的结果，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导致不少人的孤独的痛苦。这使西方人想起了东方，想起了社会主义的理想。
中国现在经济文化都还很落后。在中国今天，我们毫无疑义地要致力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促使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能够持续地稳定地增长，使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富裕起来。但是我们同时也认识到必须致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立并发展社会主义的伦理关系。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在夫妻之间，在弟兄之间，在朋友之间，在邻居之间，乃至素不相识的人们之间，都应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封建宗法社会中的关系，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关系，而是吸收历史上一切好的传统而又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加以改造和提高。在旧社会提倡的伦理关系，如中国古代人讲的父慈子孝、兄爱弟敬这一套，如果抛弃其中的封建主义的内容，而把这建立在社会主义社会成员互相了解、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基础上，这些说法就不应该抛弃，而可以予以改造。根本的问题是由于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阶级，劳动人民成了新社会的主人翁，在人们之间不再存在根本利益的不一致，因此就可以把这种同志式的友爱互助的关系普及到一切伦理关系之中。社会主义伦理关系的建立，可以使人民群众能够有精神上的愉快和幸福。
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人的成长问题，既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作为一个哲学问题，在这里既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间关系的问题，也有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研究并解决当前现实中提出的这许多问题可以起到伟大的作用。同时我们认为，在中国、日本这样东方国家的优秀传统中，的确包含有对医治现代社会疾病的许多有用的东西。我当然决不赞成复古，我的意思是在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时，也要想到东方国家有许多优秀的传统是决不能随便抛弃的。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